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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不良老年 寿则多乐(Timeout 黄哲)

(2011-10-11 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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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讲述人 俞晓群,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现为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从《读书》时代即与沈昌文合作,十几年来共有“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文库”等合力结晶。

9月15日下午2点,三联二楼的雕刻时光咖啡,墙上的投影提示着:“沈昌文进京六十周年暨八十寿诞茶话会”即将在此举行。但正当从北京城四面八方,乃至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准备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出版前辈致敬时,八旬沈公先把腰弯了下去,紧接着一句宁波上海普通话:“叔叔阿姨们好!”在座者无不喷饭,也难怪——看看手中的请柬,今天的主家是“不良老年”沈昌文。

庄子曰:寿则多辱,古今中外多少大人物都没有逃脱这一下场。但自嘲是不良老年的沈公,却做到了寿则多乐,他自然有他的诀窍——吃喝玩乐、谈情说爱。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谈到吃喝,沈公最来劲。八十岁了,照样吃甜吃腻,大口喝冰啤。这个以讲究著称的上海人,讲究的其实不是吃什么,而是吃这件事以及和谁吃。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办公室开伙做饭,“一上班就做一锅红烧肉,买两瓶啤酒,要是秋天就再买两个大闸蟹,请丁聪过来一块边吃边谈文化,当然就谈得很入港了”。要是老上级范用来了,那肯定是带着《读书》的“五朵金花”外面饱餐一顿。

总有一大批老中青团结在这位饭局局长周围,不论身份高低贵贱,不论馆子档次。而这最初让我很不习惯,记得第一次沈公带我去上海组稿,晚间组局,皆是沪上的文化大家,我自认晚辈不敢正座,他却大大咧咧拉我往那儿一坐,待众人落座开始动筷,在菜道旁边还留了一小角位置。

我顺嘴一问:“还有谁啊,不等人家了?”“没事,就是王元化,他老迟到,不用等他!”“就是王元化!”那可是比沈公还高一辈的出版泰斗。我为这种不恭敬捏着一把汗,没想到王先生来了之后,窝在角落里对着残羹冷炙,反而特别开心。

这就是沈公的人格魅力,他总说自己是学徒、秘书出身,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像我这样的晚辈和他相处,不会觉得被慢待;但再大的官和他钻苍蝇小馆,也能自动放下架子。像前文化部长王蒙,和他就是过硬的酒肉交情。那时刚兴起吃大闸蟹,他马上想到叫王蒙这位老朋友尝鲜,结果发现300块钱的大闸蟹,王蒙5分钟就吃完了。沈公那叫一个后悔:“我们上海人不能那样吃的,要先把肉剔出来再吃啊,可惜!可我后来才想起来,王蒙他一个河北人,你给他吃这个干吗呢?他还觉得好家伙,你沈昌文非给我吃这么多骨头。”他把这归结为编辑思路不对头,做编辑应以此为戒。

那会儿我作为辽教社的社长进京和沈公初谈合作,这位性情中人欣然同意的理由是:“出教辅书的社长都像土财主,你不像,我喜欢。”除此之外,在沈阳的一顿饭恐怕帮了很大忙——沈公虽然一向低调,但对自己上海人的出身还是很骄傲的,一开始总是念叨:“你们这东北人人高马大的,做事老不踏实。”当时我拉着他和陈原先生去沈阳做讲座。陈原也不知怎了,非要吃广东菜,还要找家正宗地道的。那年头连北京的粤菜都港化了,没想到我们最后在沈阳找到的那家居然还相当地道。于是,吃完这顿饭,东北人在他这儿也靠谱起来了。 


爱出版也爱美人
沈公起初批评我们东北人,绝不是地域歧视,说起来还得怨我。我和沈公的初识颇有几分戏剧性:因和编辑扬之水认识,我给《读书》投过好几次稿,结果编辑每次都说“稿子又被沈公毙了。”然后把一堆红圈给我看。我是既尴尬又兴奋:尴尬自己已经是出版社副社长,被挑出一堆小学生的低级错误;兴奋的是,替我干这些脏活的,居然是出版泰斗沈昌文本人。后来我们出版社在《读书》上打广告,他才算把这个写稿不过关的俞晓群对上号。虽然我永远赶不上沈公的高度,但一直在努力进步,有幸得以追随他编书十几年。

沈公当初绝对是个正经人:年轻时积极上进,要不是支部书记去看病、把女医生介绍给他,他险些因工作刻苦耽误了终身大事。老了老了,喜欢上“谈情说爱”了。这十几年,他每天上好几小时网,但永远当潜水员。然后把看到的猛料发邮件或者打印下来给朋友看。当初“身体写作”流行时,他没少为这引发“老不正经”的误解。

但在他看来,“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总有些女性会站在最前头,免不了说上一些过激的话,可以理解。”而他每次去美国,都会去看卫慧,这位管他叫娘舅的小老乡,现在跟王德威做研究。沈公也欣赏木子美,但唯一没敢应的饭局就是来自木子美。“我吓死了,还是免了吧。主要是她文章里老把吃饭和上床混为一谈,我跟她一吃饭,就说不清楚了。”

要说审美,沈公还是喜欢张兆和那样“听话的美女”。他最喜欢的?那得说邓丽君——倒不是她的人,是她的歌。他小时候做学徒站柜台时,那些大喇叭里传来的靡靡之音,是他那些年唯一的享受。他现在每天MP3里听的全是邓丽君的歌。据说,他以“听不了老邓的了,咱就听小邓的”为药方,还治好了某高官朋友的退休综合征。

问沈公最得意的出版物是哪本?不是《读书》、《万象》这些影响了整个中国精神领域的杂志,而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本《情爱论》。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正是他这一谈情说爱的爱好,结果一印120万册,救了当年财务危机的三联。文/黄哲

谁是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早年在上海半工半读夜校新闻科;1951年进京工作。先后任人民出版社校对、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至1995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是全民读书、思想解放大潮的重要旗手。1996年退休后,多以社会活动家和“思想经纪人”身份活跃文化界,促成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文库”等大量优秀出版物的出版,有近作《八十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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