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里都站立着一群书人
     近读俞晓群先生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看他30年的出版生涯，深有所感。这本书是作者30年的出版人生辑录，写的看似随意，而处处用心，字字敦实，分分热爱。用半个月的时间揣摩作者30年的出版历程，时间上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获益则是时间跨越式的，先生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的辉煌、他的遗憾，他在市场冲击下如何顺应市场、坚守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他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出版、大境界！

    在《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中，俞晓群不重出版技巧，只谈书人书事；不重出版理念，只谈出版的趣和书人对书的热爱。出版源于趣，重于人，成于爱。原来，每本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个故事里都站立着一群书人！

     1998年到2000年，苏叔阳的《中国读本》在中国大陆共发行了1000万册。这是多么辉煌的文化盛举，而又有几个人知道是谁创造的这个奇迹呢？实际上，每个作家成功的背后都有成功的出版人，比如钱锺书先生的背后站着的是周振甫先生。钱锺书在《管锥编》的序中说周先生“小扣辄发大鸣”，这是我看到的对出版人最好的赞誉。《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都出自周先生的编辑和策划，他甚至帮为对一个字都很挑剔的钱锺书代拟目录。

我们一般只注重图书，以及图书的创作者（也就是作者）。而出版人作为图书背后的英雄却并不被关注，不被问津。书说到底是出版人和作者一起创造的作品。出版人虽是“为人代嫁”却也担当着文化筛选和文化传播的作用。读者的阅读实际上很多是出版人给予划分的。出版人的价值趋向影响着整个的阅读的范围界定和文化的走向。出版是可以“小扣辄发大鸣”的。

   如果说周先生是“小扣辄发大鸣”的出版家，那么俞晓群先生则是有本事把这些书人集合起来一起“做活”的图书人。他是集大成者，他愿意让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情，他竟然能把商务印书馆的老总陈原、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揽到自己麾下，他找的作家都是文学大师、著名作家，编委会成员都是大学教授、社科院研究员等各个领域最专业最尖端的人才。单列这些人的名字就叫人兴奋：张岱年、周振甫、陆灏、刘杲、杨成凯、黄裳、唐振常、金性尧、陈子善、王世襄、王利器、徐邦达、刘梦溪、庞朴、汤一介、金克木、袁晓园、梁从诫、方立天、傅璇琮  袁行霈、王学泰、黄仁宇、董乐山、苏叔阳。他甚至给数学家和政治家出书，他对文化的理解更宽泛，打破了文化的狭隘性。找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文化是个更宽泛的概念。这是我长的一点见识，我想，能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我们只是慨叹“时不如昔”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俞晓群有文化人的骨气，致力于“建造一个书香社会”，他在出版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化的承继，同时能在文化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他说，一个企业的枝叶繁盛不代表繁盛，关键是要有牢固的“商业根须”，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就是“图书品牌”。在俞先生主持下，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图书品牌：“书趣文丛”、 新《万象》和“新世纪万有文库”。

“书趣文丛”共出版6辑55册，注重方法、格调和品味，表达的是爱书人的人生旨趣。俞晓群一度让“书趣”二字成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代名词。而书标“脉望”后来竟然成了辽教社的社标。

   新《万象》是对20世纪“孤岛时期”老《万象》的承继，属于“小众文化”刊物，它保持了海派的风骨，还有民国的范儿。它有趣而严肃，有诙谐、俏皮也有真性情，有人性化的甜俗，也有知识分子的端庄和文化的优雅，它塑造了“文人小意趣”的天堂。《万象》背后的书人是沈昌文和陆灏，他们并称“万象书坊”。沈昌文是“只说不干”的绵软的文化顾问；陆灏是坚硬的制订风格，延续文化的执行人，人送雅号“沪上陆小哥”。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对王云五主持的“万有文库”的承继，是一个十年规划（1996-2005年），宣传口号是“我读故我在”， 这么浩大的出版项目和此种气魄令我敬佩不已。虽然没有做10年，但也做了6集500册。“新世纪万有文库”专门聘请商务印书馆老总陈原和刘杲做总顾问，陈原选书的唯一标准是“存留价值”。 “新世纪万有文库”包括三个文化系列：古代，近世和外国。“古代文化书系”的策划人是杨成凯，“外国文化书系”是策划人是沈昌文，“近世文化书系”的策划人是陆灏。杨成凯是吕叔湘先生的弟子，也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学力深厚，精于版本学，能甄别古籍价值。杨先生的身后还有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袁行霈、王学泰等人，他们精通书目学。沈公则直接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书库名的制订者，他直接推荐了陆灏。陆灏对20世纪初流散的作品加以整理、重印，弥补了文化的缺失。因此读者对这一书系最为赞赏。陆灏的身后站着黄裳、唐振常、金性尧、陈子善等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国学热。在俞先生的主持下，张岱年担任国学丛书主编，国学丛书有一个大师级的编委会，光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都令人振奋。他们是：张岱年、王世襄、王利器、徐邦达、刘梦溪、庞朴、汤一介、金克木、周振甫、袁晓园、梁从诫、方立天、傅璇琮等。1990年，他们推出第一批国学书目，国学丛书共推出20本，书界开始重提“国学”。 

     俞晓群是一个出版的构架者和支持者，他让我感到“出版需要精神领袖”。 他不“因人废事”，做出版不只做追逐金钱的出版人，他能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

俞晓群先生说：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受到冷落。其几种的表现是，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的“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对于出版来说，现在开始遭遇一种尴尬：一方面是出版的市场化，追求出畅销书；一是文化的缺失，市场上的读者的“无书可读”的状况。实际上出版和读者之间一直是有隔离的。止庵先生说：“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图书是应该坚持文化价值还是市场呢？坚持文化还是市场，似乎一直是出版的两个争论点。

关于畅销书，西方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认为生产畅销书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选择人类文化共性的主题和普世主义的主题；二是在内容上要采取“往下笨”的原则，也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使图书能“让更为弱智或者单纯的读者读懂。”畅销书是一个纯商业的概念，却包含了文化的元素。畅销书一方面找文化共性的主题，一方面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读了俞晓群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我发现：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文化整体而言，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

畅销书追求的是花费最小的成本，拥有最多的受众。单纯追求畅销书也是极大的误区，因为垃圾书是畅销书的贴身伴侣。因为畅销书具有不可预知性，戴维斯在自己的《畅销书》中幽默地说：“有一次上帝来到人间，让盲童复明，让瘫痪的人站起来；但是上帝却没有办法帮助作家出版畅销书，只能陪着他哭泣”。

出版的极端商业化是个误区，只坚持文化性又有点书呆子气。似乎出版看的是市场需求，读者求的才是文化价值。在我看来，文化的商品化，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商品融入文化意义则是出版的福气。读了这本书，我看到了出版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出版很大的功用在于文化传播，而不仅仅是盈利那么简单。因为出版是文化的旨意，是顺应市场的文化旨意。

 请搜索并记住这些书人：王云五、吕叔湘、陈原、沈昌文、陆灏、刘杲、杨成凯、黄裳、唐振常、金性尧、陈子善 张岱年、王世襄、王利器、徐邦达、刘梦溪、庞朴、汤一介、金克木、周振甫、袁晓园、梁从诫、方立天、傅璇琮  袁行霈、王学泰、苏叔阳、钱锺书、黄仁宇、董乐山、俞晓群等（排名不分先后）

注：我和俞晓群先生虽未相见，也算相识了。我知道他是源于《万象》，虽然还搞不清他和《万象》的具体关系，虽然还不清楚两个《万象》的具体渊源，但是我却看到一个出版社社长的Fashion、谦逊和勤奋，他总是喜欢冲在出版第一线：他时时写出版日记，在出版媒体上开设出版专栏；开博客、玩微博为自己社里的书做宣传。我策划出版了一本小书《距离寂寞还有几米》，想送给几米，他毫不犹豫地帮我把书邮寄给了几米和郝明义先生。当我看到他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时，我说：“我的文字虽拙陋，但可以略表寸心。”于是他邮寄给我这本书，我收到书，打开一看，惊出我一身冷汗，俞先生在扉页上写着“文鹏兄，雅正。俞晓群 2011.6.16”， 俞晓群是谦逊到骨子里的人，一个“兄”字，生生把我一个后生弄得汗颜和羞赧不已。我想我仰视俞先生的视线所及之处正是他俯视出版就可到达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