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看，玄学，以及中古名士在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从行政角度看，玄学政治理念对专制官僚政治，会起到软化和腐蚀作用；玄学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图为郭象与《庄子注》）

在经历了汉末清议和党锢后，士人们在寻求一种更宽松、更自然的文化环境秩序。而玄学名士又是当朝权贵，他们是为士族寻求宽松的文化环境的。

士族也是官僚，要依靠帝国体制来保持权势，因此他们不会全盘否定君臣名教；但同时他们又是士人，渴望摆脱政治束缚，向往养尊处优、自由放任的精神贵族生活，不甘心只做君主的专制工具、法制工具、教化工具。

所以他们推崇的，既不是汲汲于法律刑名的法治式帝王，也不是汲汲于礼乐教化的礼治式帝王，而是清静无为、心在山林的道家式君主。

玄学突破了正统儒教，其对“自然”的推崇，也包括对人的价值、天性和自由的更多关注与肯定；魏晋以降“学在家族”，在动乱飘摇中，也确实就是士族阶级维系和传承了中华古文化，系一缕于不绝。

然而玄学又是士族的意识形态，士族名士虚无放诞、热衷玄佛文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消耗了巨大政治资源，所提供的行政业绩却并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