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步克指出，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历次入主，从宏观上构成了中国专制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机制，这就提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史与北方民族史。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

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

如果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

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

       陈寅恪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说法，既云“精悍”，又云“野蛮”，反映了北方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以被征服民族的屈辱甚至鲜血为代价的。

       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我们祈求人类理性的进步，尽管并不确知未来；同时在反观历史之时，无所回避，尽量正视并忠实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