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1146-1194年/1190年），字文叔，号兼山，四川隆庆府普城人（今广元市剑阁县）。南宋官员、制图学家。
黄裳在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登进士第，授阆州新井县（今南部县西北部）县尉，因父亲病重，他未赴任，后调巴州（今巴中市巴州区）通江县尉，因父亲去世，他在家守丧期未满而未赴任，在家潜心研究经传。乾道九年（1173年），“利州路总领李蘩闻其名，召黄裳到汉中协助催饷。”当时蜀中饷师，名为“和籴”，实为强取，民不得一钱。汉中饥荒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黄裳遂赋《汉中行》奉劝，打动了仓部郎中李蘩。李蘩力奏罢籴，百姓欢悦。黄裳曾辅佐过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皇帝，先后任国子博士、中书舍人、侍讲、礼部尚书等职。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宁宗即位，拜黄裳为礼部尚书兼侍讲。这时，他已经病得不能入朝劝谏，就躺在床上写书面奏章。临终前不久，他还送给宁宗三句话：“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死时还口占遗表而卒。终年四十九岁。死后赠资政殿学士。嘉定六年（1213年），谥封“文忠”。
政治淳熙五年（1178年。一说为乾道九年，即1173年），利州路总领李蘩（后为四川总领）慕才召见通江县尉黄裳。黄裳骑驴兼步行，一路上，他了解到农民租税捐重之苦，耳闻目睹了官吏不择手段催收“和籴”的凄惨景象，便大胆写下长诗《汉中行》。“和籴”是依据宋朝《常平仓法》，由官府出钱做籴本，在夏秋粮价低时，由国家向农户买回的一种强制性收粮律法。除“和籴”外，当时还有“官籴”（朝廷直接摊派的卖粮任务）。《汉中行》中写道：“行人叹息风光好，居人生计何草草......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征求......岁饥人无食，饿者颇亦稠......时涂苟如此，人生不如死......”笔法颇似大诗人杜甫，读来令人感慨万端。黄裳深知李蘩与他初次会面意味着什么，且这位总领职责就是抓赋税收入，但他还是在与李总领见面的同时把矛头直指弊政的讽谏诗一并送了上去。李蘩是位优秀的士大夫，他不但没有责怪黄裳，反而觉得这首直言不讳的诗作句句在理，于是亲自写出“罢籴”的奏章，很快御批获准。接着又与黄裳一起商讨“罢籴”事宜，与时任四川制置史的范成大一起，写成11条“罢籴”奏章，经孝宗皇帝核准，于淳熙四年（1177）五月初一施行，并准罢整个四川的“和籴”。罢籴获准后，人们奔走庆贺，一片欢腾。黄裳又写出《罢籴行》。两首诗道出了广大受苦农民的心声，脍炙人口，在汉中、通江、剑州遍为流传。应诏策论，辅佐二帝。淳熙十年（1183年），黄裳赴宋都临安参加孝宗皇帝主持的“策论”。面对《论蜀兵民大计》这个题目，黄裳指出了潜在的危机，用事实直陈四川民穷兵困的困境与原因；为固守边防，减轻折腾，他对“常年救济”提出了“丰欠互补”“丰凶迭用”的新理论；还对边防军事的职责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孝宗皇帝十分满意。黄裳为母守丧返京时，光宗刚刚登基，朝廷舆论一片混乱。黄裳敏锐地感到应当向朝廷提出正确的治国策略。于是他在拜会了几位有识之士后，连夜向光宗撰奏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大业守成，当恢张制度为先疏》。文章提出，朝纲松弛，应当先正国法、朝规。接着列举了宋太祖以来在治理宫廷、家庭，处理国是方面的弊端和教训，提出了三项振兴国家的新主张：“定行都”、“课吏治”、“设重镇”。他说，“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便利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富国强兵，当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课吏治；悍内御外，当有缓急之备，不可不立重镇。”他提议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行都，以便出攻入守。“课吏治”，就是按一定的标准设置机构和官吏，不能冗繁，就是“精兵简政”。黄裳建议在汉中、囊阳、江陵、鄂渚（今武昌市）、京口（今镇江市）设立五个重镇，分派大将固守，建立起一条牢固的防线，保障南方不受侵犯。同时富国强兵，争取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这些正确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思想和战略眼光。黄裳的这篇系统谈论治国要领的奏章，得到光宗的高度重视，光宗把条文录在简记上，备作施政要旨。卧病劝谏，鞠躬尽瘁。宁宗即位时，黄裳已病入膏肓，他就在病床上写奏疏，教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他说：“陛下布政天下，论行为，倡淳朴而抑浮华；论用人，贵忠良而鄙邪佞；论制度，绝奢靡而崇俭约；论物产，重谷帛而次珍奇。”他还送给宁宗皇帝三句话：“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这些教诲让宁宗受益终身，也折射出黄裳政治家的胆识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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