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名相，李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那惊世骇俗的自我评价：“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李沆对自己的相业，认为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给朝廷提的批评或建议，一律置之不理。这一现代人看来可谓荒谬绝伦、迂腐得不可理喻的论断，王夫之却在《宋论》中极度赞赏。
船山首先指出，给朝廷提建议或批评，动机各不相同，但没有参考价值这点是一致的：
凡上书陈利病，以要主听，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听则均也。
其一，大奸挟倾妒之心，己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讦时政之失，以影射执政，激天子以废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奸之所怀。
其一，怀私之士，或欲启旁门以幸进，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类之理以成一致之言，杂引先王之正训，诡附于道，而不授人以攻击。
其一，小有才而见诎，其牙慧笔锋，以正不足，以妄有余，非为炎炎娓娓之谈，不足以表异，侥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显。
此三者，皆怀慝之奸，訹君相以从己，而行其胁持者也。
第一种情况，本身已经是高级官僚，觊觎宰相的位置，通过攻击现行政策，暗示当政者无能，迷惑天子，给当政者制造困难，最终取而代之。当然，为避嫌自己不能出面，得“募事外之人”发难。第二种情况，有私心的小人想给自己开辟一条升官的捷径，或者想破坏现行制度以谋求私利。虽然其倡议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为个人服务的，但为避免指摘，便将一己之私包装成时代呼声，更引经据典，说是圣人之道的必然要求。第三种情况，确有些小才而没得到重用之人，抱着侥幸心理，挖空心思表现自己，希望引起朝廷注意。这三种情况，都是包藏祸心，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给朝廷上书的。
还有一些情况，当事人没这么深的城府：“闻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踸踔而兴，本无定虑，搜索故纸，旁问涂人，以成其说；叩其中怀，亦未尝信为可行，而姑试言之，以耀人之耳目。”有些官员听说皇上现在鼓励大家提意见，宰相也热衷于提拔新人，于是赶紧凑个热闹，临时翻翻书，做点“调查”，就凑出一篇文字来，其实自己也不见得相信，只管先递上去。
也有些属于自欺欺人：“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见进言者之耸动当时，而不安于缄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为立说之资，而掇拾迂远之陈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为社稷计灵长，为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刚做了小官，没什么阅历，见到提意见的人都“耸动当时”，自己也不甘寂寞，冥思苦想出了一两条“立说之资”，再搜肠刮肚，拿些不着边际的套话拼凑，于是感觉良好，以为给社稷和生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实不过自我吹嘘罢了。
还有些泥古执今之人：“诵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经之绪说，附以历代之因革，时已异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寻其蠹迹；从不知国之所恃赖，民之所便安，但任其闻见之私，以争得失；而田赋、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国毒民而不恤。”读过一家之言，知道经书的大概，对历代制度变迁也有些了解，就以为掌握了真理。死守着书本上的理论，全然不顾时代的变化，不清楚国家繁荣稳定靠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怎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凭着自己的见识和自信，大言不惭地指点江山。
当然，也有些人经过现实的历练，确有心得：“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于衡茅，而求伸于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于天下；得以一时者，失于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隐忧实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听之，则元气以伤，大法以圮，弊且无穷。”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底层境遇，会驱使一些有识之士勇敢地站出来发声。他们的批评或建议有现实基础，就一时一地而言，确有效力。可问题在于，在一个地方管用的措施，推广到全国，可能就是灾难；某一特定时刻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可能得不偿失。普通民众不可能具备广阔的视野和审慎的判断力，容易被蝇头小利打动，仅仅根据百姓对眼前利益的反应，给朝廷上书，这一举动潜藏着危险。这些人的出发点无可置疑，所说的也有理据，但如果朝廷受其影响，贸然行事，恐怕会元气大伤，从根本上引发体制的瓦解，带来无穷祸患。
从阴谋扳倒当政者的“大奸”，到“心可信”“理可持”的有识之士，王夫之根据动机从极坏逐渐过渡到很好，依次分析了七种不同情况。应当说，这七种类型都颇为常见，至少涵盖了上书者的绝大多数。在他看来连言之有据者，实际上都没参考价值，“而况挟前数者之心以诬上行私，而播恶下土者乎？”船山于是得出结论：“故上书陈利害者，无一言之足听者也。”
但这七种类型，就是上书者的全部吗？难道其中没有眼界开阔、胸怀全局、的的确确认识到国家整体性问题的人吗？王夫之为何对此避而不谈？如果船山只是提醒当政者，应当谨慎对待上书言事，似乎更为稳妥。他为何如此斩钉截铁，给出了不留任何余地的决绝论断？这一至关重要的疑问，且留待下文解答，先来看船山接着怎么说：
自言曰：“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识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断以成，断成而气以静，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无不可受也，而终不为之摇也。大矣哉！一人之识，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
[批判了七种上书情形后，王夫之又从正面对李沆报罢上书进行了肯定。在他看来，李氏才是真正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什么是道？船山认为，老百姓安分守己，士大夫不浮躁，做事稳重从容，是国家安定的根本，能保障这一点也就是最理想的国家治理策略。当政者要对这一根本问题有清楚认识，具备大局观，从容面对各种不同声音，不会因此动摇信念，这才是了不起的大格局！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四海之大，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不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胸中没有丘壑，没有定见，必将被花样百出的所谓新见解迷惑。]
船山激赏李沆的出发点，是对理想政治的独特认识：“安民以定国。”为什么老百姓安分守己，士大夫不浮躁，做事稳重从容，会被他奉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如果不安分，锐意进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王夫之首先解释治理国家要面临极端复杂的局面：
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异，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各守其大经，不能无死者，而生者众矣；不能无害者，而利者长矣；不能无劳者，而逸者达矣。天有异时，地有异利，人有异才，物有异用。前之作者，历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虽乱，终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谓伤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谓善者，彼之所自败。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
天下之人在根本方面有共同点，但又各不相同，从来就没有哪种治理模式能照顾所有人。人的根本共同点是愿意活着，害怕死亡；喜欢对自己有利的，厌恶有害的；喜好安逸，以劳累为苦。再理想的政治，也不过把握好大方向，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安全，没法保证人人寿终正寝；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没法保证人人获益；使绝大多数人生活相对安逸，没法保证人人满意。
天时会发生变化，地利各有不同，人的能力不同，物的功用也不同。这是强调没有古今一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板。前代成功的创法立制，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域，都是因时因地制宜。不如此会导致天下大乱。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有害举措，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可能就成了一步妙棋；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有益举措，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可能就成了败招。即便舜、禹这样关爱百姓的用心和政治智慧均达到极致的上古圣王，其创立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缺陷，不能避免被后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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