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自己步入老年，阅史丰富后，我渐渐悟到，在中国文化界，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作一个上下称好的官员，是多么地不易。总指挥一旦发生方向性的失误，风暴雨骤，雾浓途迷之时，就要面对严峻的选择。背叛友人和友人背叛在文坛是常有之事。有良知的，会撕心裂肺，无地自容，或义愤填膺、痛不欲生，以致诀然赴死。何况，从“左联”开始就风起云涌的文坛，派别纷争此起彼伏，个人恩怨时隐时现，潮起潮落中，上下翻滚几次的名人不少，有几个是顺顺当当走到今天而没有过错和坎坷的呢？有经验教训者，常常为了自保和保人，戴上形形色色的面具，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下属时时感到深不可测。

对光年老师，我虽有各种耳闻，但真正有切身感受，还是在离开作协之后。

2000年我面见光年老师，是为《文艺报》前主编唐达成而去的。

1999年10月5日，达成老师患肺癌离世了，他的妻子马中行想编一本文集纪念他。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活儿。文集编完，想找个合适的人写序。马老师向我讲了一串备选的人名，有谢永旺、束沛德、邵燕祥、袁鹰、王蒙……其中属王蒙名气最大。我去找王蒙，遭到拒绝。他建议，请光年来写，并说此人选“最合适了”。对于王蒙这个建议，凡是了解文艺报过往历史，知道光年与达成之间特殊关系的文友，都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招很绝”，也有人说“这招太损”。倒是马老师特别愿意接受王蒙的建议，她怎么想的，我也心知肚明。

完全出于对光年老师的尊敬，怀抱着一种善良的心愿，我又接下这登门求序的任务。满心期望老人家趁写序的机会，像周扬一样，说几句反思的话，也好告慰逝者和他的亲人。

在这之前，我陆续在报刊上看到过几篇批评光年的文章，主要是说他在以往的政治浪潮中，手下太不留情。反右派斗争前后，他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棍子”文章，伤害了一批文友，对他们后来因此经历的磨难，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他，至今没有一一向人家公开道歉。曾有人推荐我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发在一本杂志上的长文，名为《昨夜西风凋碧树》，文中详述了他被裹胁进“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中蒙冤的前后遭遇。政治斗争里的腥风血雨，步步惊心；情节推进中的种种玄机，令人晕眩。看得我脊椎发冷。文中提到光年的文字其实并不多：……侯金镜在谈及《文艺报》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

唉！果不其然。侯金鏡这个“拳头”，后来还真的被张光年用来反击“右派”了！

另一些文章，虽然文辞不大客气，论理也很尖锐，但我认为，人家还是摆事实的，属于光年一向提倡的“学术争鸣”范围。

问题在于发表的时机。对于一位身患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生命已快走到尽头的老人，反思如此沉重痛苦的问题，是不是太残酷了？

我在此时造访光年，也许很不适宜。

2000 年3月，我带着厚厚一打唐达成《南窗外集》的原稿，其中也包括编入[附录]的一篇自己写的纪念文章，第一次走进光年的家门。一眼看到的，是光年显得憔悴的神态。沙发旁的桌子上，就摊着我读过的几本期刊。我瞥了一眼，心里感觉有点不妙。他大概注意到了我眼神的落点，轻声说，最近过得不大安宁，觉得很累。

我恭敬地向他报告了达成妻子的委托，将目录和原稿交给了他。他神情忧郁非常伤感地对我说：“达成是个好同志，可惜，走得太早了！”听到这，我整个人全神贯注地端坐起来，特别希望老人家继续往下讲，说他应该在反右斗争中好好保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唐达成，说他不该主持把达成定为“右派”，使《文艺报》当时最有理论锐气，敢于和周扬商榷的年青人，为此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说他早该在达成生前，公开讲声“对不起”……。

当然，我也很有自知之明。我这种与他从无个人往来又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没有奢望能听到他倾诉过往和当下内心深处的苦衷。

我屏住气，一直在等待。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令人压抑。我开始手足无措，频频喝水。光年老师看上去很沉重，良久无言。然后，突然问我，你写了吗？我说，也写了，带过来了。他勉强笑笑说，我拜读一下，受点启发吧。最后，他说了两句令我大失所望的话：“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也不是一个人能负起责任的……”

他让我把稿子留下，不再说什么。我只好向他告别，心中无比扫兴。

几天后，光年老伴叫我去家中取写好的序言。落款日期是2000年3月24日上午。光年没有出来再见我。

我曾担心，我的纪念文中关于“面具”的那段有指向的议论，会引他对号入座，也令他不快。是不是不幸而言中，我至今不知道。

 他的序言写得很短，看上去很平淡。没有我和马老师期待的那些文字。第一句是“为唐达成文集作序，对我说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想，写这句时，也许光年心中真有难以言说的痛苦。但也许，后来他又有过长时间的犹豫。因为，接下去他马上笔锋一转，大段说起了患病的话题。结尾有两句话很意味深长：“我正在想念你。我们有多少话要谈啊！……”

删节号表示，“要谈”的话被省略了。

这结尾，更让我的失望升级：我想，“要谈”的话为何不在达成生前谈呢？又为何不在纪念文集的序言中谈呢？为什么分明可以解开的心结，完全能使灵魂马上归于宁静的事情，却这么难做到呢？

我问自己：晓蓉，你是否太天真、太幼稚了？

回到上海，我曾一股脑儿向李子云倾诉宣泄自己这种情绪。

子云曾当过夏衍的秘书，是文坛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她有过写一篇与光年深入对谈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实现。问起原因，子云想了半天说，大概展开来两三天谈不完，他没气力，我也没那么多钱住旅馆吧！子云规劝我说，在光年这代去过延安党性很强的革命老人中，有些人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的某段历史。要说，也是依照上面定的调子从总体上讲。而且，只说结果，不说过程。她还说，人家不是把唐达成从山西调回来当《文艺报》副主编，以后又重用唐了吗！这就是道歉吧？

她告诉我一件事。欧阳文彬曾有篇散文提到张光年。上海有个热爱编辑工作的范泉，三十年代就开始编《文艺春秋》等多种文学期刊。打成“右派”和“潜伏特务”后，流放青海二十多年，差点冻死在那里。是张光年想方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在他平反后，特邀他来京参加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从此改变了范泉的命运！后来，范泉调回上海书店任编审。他以年届古稀的惊人力量，担任了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总策划，12个分集，30个分卷，2000多万字。经过十年拼搏，终于完成这项填补空白的浩大工程，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最高的荣誉奖。这位被张光年寻找到的失踪多年的“右派”，就这样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子云认为，由于个性和经历，每人表达内心的方式各不相同。用行动改错，与公开道歉，同样是反思的结果。比起一向把自己奉为“真理代表”，从不认错的人来，光年还是要磊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