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阶层。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封建贵族秩序逐渐土崩瓦解，游士乘势而起。

“游士”这个称谓，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意义却有不同。如《国语·齐语》：“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韩非子·和氏》：“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前者指擅长外交游说之人，后者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游士”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阶层的代称，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战国策·刘向书录》：“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余英时说“游士”的“这个‘游’字至少有两层涵义：第一是周游列国，寻求职业；第二是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记述西周末至战国的历史事实，大致分为周室分裂，王室东迁——王命不行，诸侯争霸——霸政衰微，大夫执政等阶段，并得出结论：“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周室王命不行引起的三个现象依次为“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霸政时期的五霸相争，无一不是军事斗争。即使军事斗争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也不能得出在社会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的现象是贵族文化酝酿的结果。

周初树立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天命靡常，惟德是依”，似乎更能解释周室分裂和霸政衰微等历史现象。天命无常，天子失德与否，决定国家的兴亡。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的所有王朝都未逃脱这一历史周期律。谁来确定天命的依归呢？理论上是上帝，而实践中却是赤裸裸的暴力，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因为天命涉及的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宗教赋予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起源》）。秦以后，所有的改朝换代，唯一的法则是：打天下，坐天下。至于合法性，大多都是投靠新朝的儒士所追认。

《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实际周初的封建在成康之世才完成，《史记》提到的大小国家有100多个。周王室衰微之后，“春秋时期的294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1211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38年，超过110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254年战国时期，打了468次战役，仅有89年太平无事。兼并使国家数量大跌，战役总数因此减少，战国七雄灭了其余16国”（《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最后，秦灭六国，建立秦帝国。全程充斥着暴力战争。

春秋和战国的根本不同，在于春秋时期封建贵族秩序尚存，战争的主角都是诸侯，而战国时期出现了下克上的现象，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战国七雄的主角有四位是过去的世卿大夫。周初建立的封建贵族秩序开始崩溃。

王夫之称春秋战国之际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游士，只可能产生于这个特定的时期。

游士最初并非单指读书人。“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游士失职之祸》），游士既包括读书人，也包括身有一技之长的人。据钱穆分析，战国游士的出身有五：“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

中国上古就把庶民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士”，自周初就是封建制度中世卿大夫嫡长子之外诸子的称谓，即钱穆所说的庶孽公子，是最基础的贵族，最上层的庶民。

在《老子》和《论语》中，可以看出“士”的发展轨迹。《老子》论及“士”的仅有两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四十一章）；“善为士者，不武”（六十八章）。上、中、下“士”，指大夫之下的低级官员，即钱穆所说的贱臣下吏；“善为士者”，“士”指兵卒；都和读书人扯不上关系。《论语》涉及“士”的有十多处，如《里仁篇》“士志于道”；《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大致已成为读书人的代称。读书人一旦成为“士”，就不纯粹是钱穆所说的“平民”或者福山所说的“庶民”。“士”在战国之所以称为“游士”，不过是因为“士无定主”罢了。

孔子自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起，周游列国14年，以求“得君行道”，终未获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68岁的孔子回到鲁国，仍有心从政，但始终被敬而不用。事实证明，孔子秉持的所谓“王道”，并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孔子先后游历卫、陈、宋、郑、蔡等国，求取公职，试图为君主策谋，展现出来的实际形象，并非后人尊崇的圣人形象，而是游士形象。孔子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士。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传》）。孔子的徒子徒孙则是第一批游士。

前481年，这一年是鲁哀公十四年，《春秋》终于这年。这年发生了从春秋过渡到战国的标志性事件——齐左相田常弑齐简公。孔子听说之后，斋戒沐浴朝见鲁哀公，请求发兵讨伐田常。鲁哀公令他去报告三桓，三桓拒绝发兵。以孔子的立场，田常是乱臣贼子，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而鲁哀公却早已失去权柄，比齐简公好不了多少。田常“专齐之政”，正是孔子竭力维护的王道秩序崩塌的第一块骨牌。两年后，孔子病逝。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刘向描述战国的形势：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遍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战国策·刘向书录》）

诸子百家，蜂起于战国。游士皆以自己所学取合诸侯；而诸侯为富国强兵，争相养士为我所用。正如柳诒徵所说：“春秋之时，多世卿执政，其由布衣崛起，骤至卿相者，不数数见。至战国而风气一变。窭人下士，抵掌游说，往往取贵族世臣之权而代之，而阶级之制遂以渐泯。”取贵族世臣之权而至卿相的游士，当然不可能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吴起、商鞅、苏秦、张仪、范睢、李斯这些读书人。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有两个关于中国的表述：一是“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二是“在某种程度上，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阶梯”。

福山拿来和西周封建秩序比较的是欧洲中世纪才有的封建制度，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仅以贵族而言，西周贵族是周初封建产生的亲缘贵族，欧洲贵族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产生的军事贵族，后者的力量远高于前者。

欧洲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宪政，起源于英国的《大宪章》。国王约翰在贵族、教士、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了“这份著名的契约，通常称为《大宪章》，保证了王国各等级——教士、贵族、人民——的自由与特权不受侵犯”（休谟《英国史》）。贵族在《大宪章》签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大宪章》最重要的成果是：把王权限制在法律之下。

中国战国的棋枰上，参与博弈的是君王、贵族、游士。博弈中，获利最大的当然是君王，其次才是游士，没有君王的支持，游士根本不可能得势；而七国所有的变革，都是从加强君权、削弱贵族特权开始的，如吴起“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鞅“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二十等爵制”“推行县制”，范睢教秦昭王强干弱枝，加强君权，“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

钱穆把战国时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第二期又包括四期：梁惠王称霸时期，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秦昭王继齐称强期，秦灭六国期。

战国时期的强国魏、齐、秦，都是善用游士的国家，其中又以秦国得游士之力最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等。这与战国时期的200多年中，秦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昏君式衰退”，并且先后出现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秦王政等有为君主是分不开的。所以才有贾谊“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之说。

钱穆所谓新军国相互斗争时期，最先强盛的并不是秦，而是魏、齐。为什么秦能够后来居上，消灭六国呢？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认为秦拥有地势之利。这在军事上当然是一个优势。

秦地处西鄙，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淮南子》说：“孝公欲以虎狼之师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如果以结果来评判，文化野蛮的秦，正好受礼乐文化的浸染较少，秦孝公才能在商鞅论道的时候，选择霸道，支持商鞅在秦国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秦灭六国，可以说是在商鞅变法的基础才得以成功的。

福山说：“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的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中国西周封建，实行的是一种实质上的习惯法。西周向东南扩张，武装殖民，输出新的秩序——分封制。分封制伴随着汉字圈的扩大，礼乐文化的输出。秦灭六国，也可以说是一种武装殖民，同样输出新的秩序——郡县制。郡县制则伴随着文书行政的推行，从云梦睡虎地、龙山里耶秦简，可以了解文书行政的精细。文书行政的规范就是“制定法，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

贾谊说：“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秦二世而亡，其中的教训，当然值得总结。但是，贾谊没有想到的是：秦虽然灭亡，而百代皆行秦政制。

秦政制的形成，得力于商鞅、范睢、李斯三位游士。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代替贵族采邑制；废井田制，代以“履亩而税”；建立以军功授爵制，剥夺贵族世袭爵位的权利；建立农战体制，以步卒代车骑；商鞅变法建立了秦政制的基础。范睢对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主张扩张领土，消灭敌国有生力量，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有效的军事外交策略；对内建议固干弱枝，成功地把权力集中于统治者一人，确立君主独裁制。李斯谏逐客；主张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秦分天下为36郡。

战国时期，被视为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汉书·艺文志》却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又说：“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侯养士为的是争天下，从这个角度评价，九家之中真正的赢家是法家。

首先，秦取天下，最大的功臣商鞅、李斯就是法家。在李斯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韩非。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综合商鞅、申不害、慎到三家，“以君势为体，以法术为用，复参以黄老之无为，遂创成法家最完备之系统”（《中国政治思想史》）。韩非由于李斯的排挤和陷害，死于狱中，但并未阻碍他的思想成为秦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基础。

法家最大的成就，就是联手君王，铲除了贵族阶层，取消了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结束了封建时代，开创了新的集权专制时代。中国社会从此变成一个扁平化的社会，除了皇帝和平民，不存在任何阶级，而只有阶层之分。

托克维尔说过：“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中国专制时代的历史，确切地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这一判断。而且，这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比托氏所处的时代早了2000多年。托氏还有一个永不过时的判断：“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可是，从孔子开始，中国民众就只知道“平均”，而不知道平等和自由；直到19世纪末叶，才开始追求平等和自由。

秦灭六国，完成了大一统，海内归一。“士无定主”的时代也就结束了，游士退出历史舞台。

司马谈所论的六家，在汉初胜出的是黄老道家；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独尊。所有的家派，基本上都归于儒道两家。“士”从此分为两类，选择出仕的儒家，和选择退隐的道家（老庄道家）。

汉武帝朝开创的察举制度，开辟了“士”依附权力的制度化途径。隋唐时期，创立科举制度，“文人和官僚的作用合二为一”。“士”最终成为皇权社会皇家之外最大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