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活在当下。

庄子的学说，并不指向出世或者来世，反而持对生命和世俗生活肯定的基本观点。如《养生主》篇，讲述的就是世俗生活的智慧，把颐养生命的方法上升到“道”的层次。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这一段是全篇的总纲，养生之道的核心是“缘督以为经”。活在当下，享受生命的根本之道，就是顺应自然。

第二段庖丁解牛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养生之道一是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二是要“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庄子的本意更在于第二点，联系上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说明人对于知欲、善恶、是非等，必须不偏不倚，守正持中，才能够在种种难处和矛盾的夹缝里生存，并能游刃有余。这和《山木》中所说庄子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是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种夹缝生存之道。

第四段庄子指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将得失、哀乐、生死看作天理自然，安然顺应个中变化，哀乐之情便不会侵入心中，这才是养生的秘诀。

庄子从来没有追问过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生命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他关心的是生存问题。如《人间世》，就是对乱世中生命的关怀，被王夫之评为：“此篇为涉乱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术。”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死！夫子其行可矣！

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和“有所不得已”。庄子所谓的两大戒，就是束缚我们并令我们纠结一生的“孝”和“忠”，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先天命定，后者属于后天规范。人活在世界上，这两者都是无法逃脱的，是不得已的。既然知道这两件事都是无法改变的，就像接受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接受它，这是道德的极致。

《人间世》全文可分为六段，前三段庄子分别通过颜回、叶公子高、颜阖的故事，以说君、出使、傅君之难说明处世之难，并以此推论处世之道在于“无己”。后三段重在说明“无用之用”。总之，通篇庄子都是在支招如何活在乱世。在庄子看来，生命是最重要的，活在当下才是第一要义。

《庄子》有多篇都说到“无用之用”，而且，活不下去的人都是因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为何要如此强烈地把“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对立起来呢？

前文说到战国时代是“游士”争着当官的时代。这当然是奔着“有用之用”去的。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郡县官僚制度，核心是“废封建，立郡县”。这是游士前赴后继建立起来的制度。这一制度大成于秦王朝，相继有商鞅、范睢、韩非、李斯等为其做出不同的贡献。这一制度暗藏着一种自我绞杀的功能，其要害是铲除中间层，让这一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只剩下宝塔尖上的君主，和一盘散沙的顺民。按照其创始人商鞅的设计，官员居然都在“必削”之列。即“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商君书·去强》）国家除了要去强外，还要《弱民》，使人民不断变得弱小，驱使他们除了不断农耕战斗之外，不再有其他妄想；礼、乐、诗、书、善、修、孝、悌、廉、辩等人类价值、伦理、行为，一律都在排除杜绝之列。这样的国家，其实是在不断地削弱自己，一旦遇到外敌，连可战之兵都没有；而且，生虱的何止农、商、官？君王在没有任何限制下，更加容易膨胀和腐败。在这种体制下，权力的滋味太爽了，加之机会主义的文化底色，每个人都可以觊觎权力。君王因而没有安全感，导致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所有人都相互防备，相生相杀。秦二世而亡，以及后世历朝莫不由盛而衰，大多因为权力导致膨胀和腐败，权力导致争夺。

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当然会出现大量的问题和反复，并且伴随着战争和血腥。庄子在政治上，是主张无为的。他眼见战国战争的血腥，眼见进入权力旋涡的游士大多落得凄惨的下场，眼见百姓如同草芥，认为这一切都是有为造成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有为之治，在《应帝王》《在宥》《天地》等篇中，一再指出“有为”的害处和“无为”的好处。认为治世有为不如无为。落实到个人，全生保命的诀窍，自然只能是无用之用了。

福永光司说：“《庄子》是一本慰藉心灵的书。”人活在世界上，除了要面对生命的苦难，还要面对死亡的恐惧。庄子心目中的真人，就是能够超越生死的人。他们并不期待来世以否定当下，而是把死生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来面对。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真人所以能超越死生，首先是他们明白生和死都是命定的，像日夜交替变化的自然规律。人不可能参与这些变化，因为这些变化都是世间万物固有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天与每一天都是相等的。”日夜长短无论怎么变化，光明和黑暗孰长孰短，24个小时是不变的——永恒的一天。

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

只有那些懂得每天都处在死亡的过程中的人，才配与真人为友。庄子的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因此，惠施责备庄子，其实是不了解庄子的生死观。

庄子的生死观——活在当下，对后世影响深远。《金刚经》云：“过去之心不可得，现在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禅宗六祖说：“了此三心皆不可得，是名为佛。”其实就是不起分别心，死生存亡皆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人在经验世界中能够触及的只有现在。“不论得失、祸福，抑或是生死，只有将自己获得的现在当作自己的当下，认真生活，才能得到不为悲伤、恐惧与叹息所折服的安宁及自我”。

有人把庄子和阿Q相提并论，认为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是“阿Q式的绝对自由”，是一种自我欺骗。

先不说庄子和阿Q人格的高下（庄子拒绝楚王的礼聘，而阿Q自称姓赵），只说庄子生活的态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的生活态度，包含精神和身体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谈庄子万万不能忽略的。庄子自由独立的精神境界，是阿Q不可能企及的。孙隆基认为中国人“‘个体’只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性（也被认为是‘自私’）的‘身’，而个体的精神活动也只能透过肉体化的‘心’去展开”。阿Q式的混世主义，正是中国人缺乏精神生活，只偏向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一面的结果。

即使我们当下的生活，大多都向身体的享乐去寻求满足，如吃好、喝好、睡好、用好、买好、玩好，很少像庄子一样，通过在精神上追求个体自由和审美活动去寻求满足。

第四，观赏世界。

劳思光从庄子“胜物而不伤”，引出“文化哲学中之大问题——自觉心对‘世界’之态度问题。”评价道家的态度为“观赏世界”。他认为“此态度在老子说乃‘无为’，在庄子则有多种表述”。归纳起来，主要有“胜物”一义，和“不伤”一义。“胜物”根本上指不为外物所支配，换言之，即指心灵的主宰性。“不伤”则指自我无所拘系，包含不做工具一义（无用之用）。“庄子所代表之道家学说，以为自我不作为一经验存在而参与经验事物之活动，则可‘自全其生’，安然观赏世界，而世界万物运行，各依其根性，自我不于经验界中有所贪求，则即不须在经验界中有所追逐。如此，一切事象如此如此而呈现，皆适供自我之‘观赏’，自我不求‘成就’任何外物，亦不必有何‘成就’。”

劳氏将自我划分为“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德性我”，认为道家学说否定形躯我、认知我、德性我，只肯定一情意我，“一切否定，所余者唯有一自在观赏之心灵，此即庄学之结论”，“乃独能成就艺术”。

劳氏认为道家导向文化否定论。但是，庄子并不否认人的生命的价值。劳氏也承认庄子的心灵主宰性有积极的一面——“支配外物”。用庄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也就是由人支配物，而不是由物支配人。人如果不能摆脱物质对人的奴役，就不可能达到个体的自由和无限。在庄子看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真人所谓“体道”，就是能够超然物外，与天合一，在精神上与道一体，达到自由和无限。这绝对的无限与自由，也就是美。这正是庄子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

庄子对美有很多深刻的论述。

论天地之美：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者，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天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

论无限之美：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天道》）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北海若曰：……“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秋水》）

庄子认为“大”高于“美”。既美且大，就是大美，也就是无限之美。

论柔静之美：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诚如徐复观所言：“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木心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

可惜，庄子式的艺术人生，于中国，主要体现在苏轼、董其昌一样的上层人士身上，而底层人士很容易就走向混世主义。

徐复观指出：“明人董其昌好以禅论画，日人受其影响，从而加以张皇。夷考其实，则因庄子有与禅相通的地方。”日本人自荣西法师两度入宋学法之后，深受禅宗的影响。而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实际与庄子的学说有很深的渊源。

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写道：“道家思想对亚洲人生活所作的主要贡献，还是体现在美学领域。……道家对现世的所有都全盘接受，而且与儒者和佛教徒不同的是，他们尝试着从这个充满悲哀和痛苦的世界中找到美。”

日本人好言“道”，举凡茶道、花道、书道、画道、柔道、刀道等等，都离不开“道”。这个“道”究竟指什么呢？日本人在各种技艺上精益求精，可以说是举世闻名。这个“道”，应当就是由技术精进上升而为道，或者说技艺臻于极致是为道。从此出发，日本人在各种技艺上承载了一种审美的精神。

追根溯源，这种精神来自于庄子。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

徐复观解释说：“庖丁并不是技外见道，而是在技中见道。”这种在技术中精进而成的道，不正是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吗。

每个人都会面对人生的困境，比如人生的孤独、死亡的恐惧、生命的无意义。我们不妨体验庄子“顺物自然，观赏自得”的生活方式，用审美的方式观照人生，在俗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以“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