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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乘五四新文化思潮步入文坛后，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论调之一，是指称鲁迅为汉奸。

说鲁迅是汉奸，主要有以下理由：其一，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有余，其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又分别娶了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姐妹为妻，更有传闻，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因为鲁迅与羽太信子私下有染。其二，鲁迅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关系密切，而内山则有日本军方间谍的重大嫌疑，通过鲁迅搜罗了大量情报。其三，鲁迅撰文揭露国内黑暗，有人认为这是损害民族形象，为外族入侵大造舆论。其四，生逢乱世，鲁迅躲进租界寻求保护伞，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鲁迅通过日本人的帮助，只顾自己一家人避难消灾。

1934年初夏，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起：“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爱罗先珂是俄国童话作家、诗人，自幼失明，后游历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并因“宣传危险思想”两度被日本政府驱逐。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曾寄住于八道湾周宅，与周氏兄弟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3年7月，上海《文艺座谈》杂志发表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其中写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又说：“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何家干”是鲁迅的笔名，这在当时广为人知。而鲁迅怀疑白羽遐乃张资平的化名。张资平是3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作家，创作了大量贴着“革命”标签的三角恋爱小说。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彼此积怨很深。

其时，适逢美国学者埃德加·斯诺撰写《鲁迅生平》，写好后请鲁迅审阅。鲁迅提出的第一条意见便是：“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显然鲁迅对这种无耻的攻击极为痛恨，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等地出现许多“铁血锄奸团”一类的组织，实施暗杀活动，指鲁迅为汉奸，其实就是欲置他于死地。鲁迅表示：“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这些言论，大多为鲁迅在文艺界的论敌所编造，也有一些出自无事生非的帮闲文人和心怀叵测的官僚政客们。1934年间，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如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发表的《鲁迅愿作汉奸》一文，说鲁迅“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矣。”

又过了一年，谣言有了新版本。鲁迅写信给萧军时说：“日本报载我因为要离开中国，张罗旅费，拼命翻译，已生大病；《社会新闻》说我已往日本，做‘顺民’去了。”但是，这些谬论的制造者们，自己都不太相信鲁迅会是汉奸，所以往往是过些时日冒个泡，却弄不出多大动静，便自生自灭了。鲁迅对此轻蔑地表示：“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

鲁迅曾将毫无气节的文人比作叭儿狗，对他们的惯用伎俩自是一目了然。 “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国难当头，他们立马就会变节，偏偏总要诬陷别人。“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似乎被鲁迅一语中的，张资平后来倒真的做了汉奸。

八十年过去，尘埃本已落定；然而奇怪的是，沉渣重新泛起。这两年又有人跳出来直指鲁迅为汉奸，却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也许鲁迅无法预料到：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仍是这一套。

这种低能的污蔑，用鲁迅的话来说，确实够“可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