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祖居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上）

 

    最近有几个电视台热播《大秦帝国》，偶或看上一二集。忽然想起来在19年前我曾经研究过秦人的来源。认为秦人的祖居在辽河，确切的说在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更加确切的说，是在西拉木伦河支流百岔河。

 

一、百岔河岩画中的鹿

    1990年我到百岔河考察。

    这里是萨岭河与沙里漠河合流处，就是著名的西拉木伦河的起点。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都是西辽河的支流。我曾经戏称他们就是中国的“两河流域”，也就是诸多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地区。《内蒙古日报》和《北方新报》的几位编辑在沈阳曾经让我将这个题目发挥一下，写几篇文章，后来我因为忙于拍摄电视片没有顾得上。

 

    我来到的这处河段可以说是西拉木伦河最美丽的河段，瀑布、峡谷、山壁、岸树都很有特点。可惜当时没有现在的数码相机，为了节省胶卷，没有拍摄几张和文物无关的照片。即便是拍摄的文物也存在文物所了，我手头没有。

遗憾。

    如今再也找不到1990年时的风景了。

   

    百岔河，有的古籍称为“高凉河”。它发源于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七老图山中，即今芝瑞乡石头庙子山和面子山间的百岔山。资料上讲百岔河全长145公里，按照古代的计量单位约合三百华里。古籍中有记载西拉木伦河亦即西辽河的源头出自百岔河的记述。这次到辽宁拍片，他们的辽河办主任就认为西辽河发源于七老图山。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地形训》中就有中华六水的记述：“何谓六水?曰河水（黄河）、赤水、辽水、黑水、江水（长江）、淮水。”由注文可知，这里的辽水是将今天的辽河、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视为一体的。

    在百岔河经过的左右两岸中下游地，就是史前岩画所在地。根据当地的文物普查资料，共有九处四十八组，成为西拉木伦河上游支流的一段百里岩画长廊。

    距百岔山最近的是永兴村岩画，绘在百岔河左岸山峰的悬崖上，现存有三组第一组存于永兴村西零点三公里处，岩画为五只奔跑的鹿，用白颜料绘成。

    第二组为一只伫立凝望之鹿，在上述五鹿之上一米处，也用白颜料涂画而成。

    第三组在距第一组百米之外的悬崖顶上，距百岔河面约一百二十米，绘出的是猎手猎取群鹿的场面。猎者六人，有三人张弓，一人作呼喊状，另两人各在用一种似乎是石器的猎具分别击打一只雄鹿和一只雌鹿，整个鹿群有鹿二十一只。

    在长达六十公里的河岸两侧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狩猎的画卷，极为壮观。西拉木伦河古时为山戎人的居地，以后为东胡、乌桓、鲜卑人的居地，那么这些岩画究竟出于何时，由何人绘成的呢?已有地方史家断定这些岩画“绘于先商时期”。

      我根据一些史料，认为这就是秦国先人绘制的，也就是说，秦国的先人一部分是出自山戎。

     他们的先人有名称，在古籍中称为“戎胥轩”，这里的“戎”是中原人对边远少数民族的蔑称，“胥轩”是本称。

    “胥轩”应该是后来的“东胡”和鲜卑的祖先之一。或者说，胥轩人一部分西迁了，成为秦国人的祖先，一部分留下的成为后世的东胡。

胥轩族的图腾就是“鹿”。

    这个观点比较新，在网络上是查不到的。我如此说自然有我的道理和文物证据，且听我慢慢道来。

 （插图）

 

二、鹿石、鹿石风岩画中的秘密

    鹿石与鹿石风岩画的发现，大约始于本世纪初，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发现的较多。当时主要发现地集中在蒙古和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尔泰山图瓦地区。后来在新疆、真个内蒙地区包括呼伦贝尔都有发现。

（插图）

    我们现在仔细观察，这些地区的鹿石、鹿石风格的岩画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何其相似，尽管它们彼此相距遥远，然而却如出一家，大同小异。鹿的造型千篇一律，其风格已经完全程式化。很显然，它们在的反复出现不厌其烦，肯定具有某种图腾或族徽的性质。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中凝定着来自某个民族的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这一点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那么，它是哪个民族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这诱人的历史奥秘也正是它令人神往之处。

 

    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思考所谓“野兽纹”纹样这一类问题时，总是离不开“斯基泰人创造的”这一套陈旧的模式。所谓斯基泰人，就是活跃在秦汉之际西部的“塞人”。

    而鹿石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虽然与斯基泰艺术有某些相通的东西，但毕竟不完全一样，明显有其自成一派的特点，对于它的研究必须另辟蹊径。正如前苏联学者A·F·萨维诺夫所说：“鹿石问题的分析并最终解决，要求助于独立风格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论证体系。”

   

    我们仔细看，虽然把鹿石上的动物称作“鹿”，并将这种艺术形式冠以“鹿石”之名。其实严格说来这种称谓并不十分确切。因为粗看上去，这种动物很像“鹿”，但细看起来它确是“鸟首鹿身”，是一个非现实存在的神幻之物。

    就是国外也有的学者看出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这种特定风格的鹿石，其鹿的嘴脸是“鸟嘴”，也是M·A·达夫列特说的。

    正惟如此，我国宁夏贺兰山发现的鹿石岩画干脆被命名为“鸭嘴兽”，显然发现者已看出了它的不伦不类。更有意思的是，在新疆恰勒格尔(阿勒泰地区)古墓旁发现的那个鹿石，发现者更直截了当地管它叫做“五凤石”。这说明其上所刻的动物又和“风鸟”极相近。(见赵养锋：《中国阿尔泰山岩画》)。

 

    我个人认为这种“鸟首鹿身”的臆造神兽和我国的“龙”一样，它也是由不同动物的某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应该说，它具有某种复合图腾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鹿石中的“鹿”应是由鸟图腾氏族和鹿图腾氏族相互融合的产物。

    这从它的造型千篇一律和反复出现的一种程式化的文化态势来看，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前苏联学者M·A·达夫列特研究的结果认为“鹿石是由两个部族(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创造出来的。”

    甚至M·兀·格列兹诺夫敏锐地感到：“它兴起在东方(阿尔泰萨彦岭或更远的地方)，它不是单一民族和单一历史范畴的创造作品。”(朋友提供的M·A·达夫列特：《游牧路上的岩画》，47—56页，莫斯科，1982年版)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无疑是属于灼见。但鹿石兴于东方何地?又是何民族在何等年代缘何创造出来的?其文化内涵是什么?应该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三、“鸟首鹿身”是中国古代“风神”飞廉也就是秦国始祖的形象

    我们在中国神话中常可以见到有关雷神、雨师和风伯的传说，其中风伯也就是风师——飞廉。产生在秦国的《吕氏春秋》记载：“风师曰飞廉。”

但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是风师飞廉的形象。

    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这几乎就是鹿石画的神兽了。

    《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这条记载更加印证了飞廉风神的形象是“鹿身雀头”。《说文》“雀，小鸟。”也就是说，飞廉是“鸟首鹿身”。这与鹿石中的神兽相吻合，尤其是“有角”、“蛇尾”、“文如豹”，和宁夏的鹿石风岩画中的所谓“鸭嘴兽”形象十分相似。

    实际上再我国汉代画像石中还能找出飞廉的造像。（插图）

    那么，飞廉和秦国祖先有什么关系呢？

    秦民族原始神话留传甚少，其中只有蜚廉(飞廉)进入了神话的行列。太史公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史记》，其中《秦本纪》中有一段关于秦民族的历史，使我们知道了秦人的祖先是来自鸟图腾的一支，而蜚廉(飞廉)即其后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就是说，秦的祖先是由鸟卵生出来的，其先民是以鸟为图腾的，他的族源神话与商族的玄鸟神话具有文化共性。“……生大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伯)翳，舜赐赢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飞廉)……。”大弗即伯益、柏翳。“翳”即“鹫”。表明伯益以“鹫”鸟为图腾。所以无疑其后之秦人飞廉也是以鸟为图腾。

    最近几年，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认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商文化之源，也就是说，秦人和商人一样都是来自于北方的鸟图腾民族。这个图腾同时也是华北地区土著民族的图腾。一直到武王克商才发生了变化，但是，仍然是以鸟名“燕”来为国号和文化特征。

    但是为何他又常常以鹿和鸟的合体出现呢?

    在楚辞《天问》中就有“惊女采薇鹿何佑”一语，其意是说，秦民族在逃亡的路上得到了鹿神的保佑。在史籍上以“鹿”喻秦的地方也相当多，例如《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参见林庚：《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史》第七辑，1979年版)

    飞廉是化身凤属神鸟的风神。但是它又为什么变成鹿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鸟图腾族联系了某个鹿氏族的缘故。起源于我国东北部，活动于东夷区域的颛顼就以“女禄氏”为妻。古代同音通假，“禄”即“鹿”，证明东夷集团里有鹿氏族。飞廉以鹿和鸟为主体，成了综合式图腾。

 

四、以“鹿”为图腾的氏族戎胥轩

    据《秦本纪》我们得知了秦世系的排列：即秦之先女修、大业、伯益(大弗)、大廉、孟戏与中衍、中潏、蜚廉(飞廉)……。

    注意，《秦本纪》中又记有申侯口中脱出的一席话：“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是秦的先祖中的女子嫁给了戎胥轩为妻。

    按申侯所言，戎胥轩当是中潏的生父、蜚廉(飞廉)的祖父，但不见《秦本纪》所述的秦世系。“不列入世系说明戎胥轩不是正宗继承人，而是庶出或旁枝，那就不可能是中潏的生父。”(何青谷：《赢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这只能表明他是秦人中的一支，但是哪一门人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与秦人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申侯也不会把他抬出来。因而，关于戎胥轩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大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胥轩曰戎，自非华族。”(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我们知道远古时代的个人是没有名称的，“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才逐渐产生了人名，但最初的人名或即图腾名称，或与图腾名称有关，……”(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卓识，因为实际秦先人的伯益即鹭鸟图腾，中潏即鹬鸟图腾……，所以“戎胥轩”之名也应当与图腾有关。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胥轩”前之所加“戎”字。蒙文通先生所断言的“胥轩曰戎，自非华族”（不是来自仰韶文化的民族）是有道理的，“胥轩”应当是商周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因而被贬称而冠以“戎”字。

    据此可知，“胥轩”二字应是一种图腾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它的原意应当是“鹿”，即突厥语系裕固语和图瓦语“鹿”的发音的汉译。

    突厥语系“鹿”的发音有如下几种：维吾尔语buKa、哈萨克语buKa、柯尔克孜语buKu、乌孜别克语buK￡、塔塔尔语bu~ra、图瓦语si百n、撒拉语buIgU、裕固语su百un，经过上述比较我们看到，惟有裕固和图瓦语的读音与众不同，二者几乎完全一样，其读音为“苏恩”(s百xn、su百un)，也即“胥轩”的对音。“胥”古音读sn(私吕切)，“轩”古音读xan(虚言切)，“胥轩”连读或促读也即“苏恩”(siaxan)。

     因此我们说“胥轩”即是表明以“鹿”为图腾的人。

    说道这里我们知道，以鸟为图腾的秦人先祖和以鹿为图腾的胥轩（东胡）是姻亲关系，是通婚的氏族。共同发展出来后来的秦氏族。

    这里我们找到了飞廉之所以“鸟首鹿身”的混合式图腾构成的民族根源。

 

五、鹿石是秦先人的文化遗存的进一步证明

    鸟图腾的秦先人与鹿图腾的东胡系先人由于姻亲关系而构成了“鸟首鹿身”的飞廉风神形象，因此推断出鹿石文化的出现应当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然而，鹿石上的形象并非是现实世界中的鹿，而是“鸟首鹿身”，问题看上去变得复杂了。但是，线索是很好理清的。

    从图腾上的确认，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鹿图腾不是斯基泰人的专利。我国东胡族就信仰和崇拜鹿图腾，虽然“东胡”之称谓《逸周书》中始见，但东胡却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

    东胡的考古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是共识。那里曾发现了很多刻有鹿图像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在东胡及其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白岔河地区的岩画中“鹿”的比重相当大，而且有很多鹿完全是以单独被供奉的神兽形式出现的。根据笔者亲身考察还发现，有的鹿旁常伴有狗的形象，这和西伯利亚地区鹿石的形式很相似。只不过鹿是写实风格而非“鸟首鹿身”式的，这表明它可能与秦族先人的鹿石有关，但还不是那种“鹿石”作品。    

    我们还看到，作为“东胡之余”的鲜卑的文物中，也有大量的鹿纹饰存在。有的学者指出：“鲜卑”即鲜卑语“鹿”的意思(注意：与“胥轩”促读音近)。而且特别强调：“在先东胡族人墓前竖存刻鹿纹的石碑，……很明显，东胡文化中的鹿石早就先于鲜卑铜牌饰而存在了。”(干志耿：《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显然已明确地把“鹿石文化”划归东胡族文化的范畴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图腾学的角度再观察一下鹿石中的“鸟首”，发现它们的造型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一律为长嘴造型。显然是属于利于食鱼的水鸟一类(游禽、涉禽类)。

    “秦之先人伯益即伯鹭，是鹭鸟图腾，飞廉的生父中潏即鹬鸟图腾。”(何光岳：《东夷源流史》，3—2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鹭”鸟是一种水鸟。《诗·大雅·凫臀》：“凫臀在泾。”《苍颉篇》：“鹭，鸥也。”一名水鹗。可见“臀”是属水鸟或鸥鸟之一种。鸥鸟是具有长嘴的水鸟，与鹿石中的“鸟首”之状相类。“鹬”鸟也是一种水鸟，“属涉禽类，头部圆大嘴长二三寸，颈亦长……嗜食小鱼。”(《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这一特征与“鹿石”中的鸟首造型更接近。

    虽然，斯基泰人的神兽也有鸟首鹿身者，但多是猛禽之首(鹰)。

    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先人鸟图腾的鸟类种属和鹿石上的“鸟首鹿身”中“鸟首”的种属相合，是独具特色的。所有已经被发现的鹿石中的鸟首和鹿身的造型完全是一个模式，没有任何演化的过程，说明它是属于特定的图腾族徽的性质。

 （那些图很有意思，一时没有时间整理，待休息时我再把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