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大妈们公厕外排队狂抽厕纸”的视频触发人们对“晚节不保”的讨论。事情发生在重庆，依照拍摄者称：“当时现场有十多位大妈在排队（间或也有大爷），她们不停地从墙上的厕纸箱里面抽厕纸，一只手拿不下了，就赶紧换另外一只手继续抽，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多分钟，有一位大妈竟然抽了一百多张。”

有必要说明的是，全国范围内配置厕纸的公厕并不多。一般来讲，只有大城市中心场所的公厕才会配置厕纸。一定程度上，“狂抽厕纸”这种占便宜的行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真要是去掰扯“狂抽厕纸”的行为，也只能算得上“顽疾重提”。

不过让人感到扭曲的是，作为公德品质，大妈们能做到在公共场所排队，却做不到不“狂抽厕纸”。在这个事情上，不得不承认，就连素质养成也是有选择性的。要知道，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二十年前，很可能就会变成“大妈们公厕外哄抢厕纸”。

我们很清楚，从“哄抢厕纸”到“狂抽厕纸”意味着什么。虽然厕纸都是被薅走的，但是因为薅的氛围不同，还是能对比出占便宜者的心理变化。毫不夸张地讲，“哄抢厕纸”的心理出发是“能多抢就多抢”，而“狂抽厕纸”的心理出发是“多拿点就可以”。

之所以要掰扯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表扬大妈们排队的行为，而是对于占便宜的心理来讲，不同年代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还不好简单地用“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进行笼统比较。因为对于公德体系地建立，它本身也是逐步演进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这样解释，倒不是为“狂抽厕纸”的大妈们开脱什么，而是我们在看待“排队”和“狂抽”同时发生时，需要介入公德体系去考量。只有如此，所谓的公德才不会成为虚伪的公德。循此可以推定，如果仅拿大妈们的晚节说事儿，事情又会走向粗糙的道德审判，而很难基于社会秩序和公德建构去正向推动。

当然在谈论大妈们的问题时，有一种始终挥之不去的论断存在，也就是“坏人变老”（那代人变老）。可对于这种论断而言，也只是把问题解释为“从过去延续下来”，至于“为什么延续下来？”，很少有人站出来澄清和解释。

实际上，这里面还存在阶段不同导致答案不同的问题。因为每个阶段，我们都会力图搞清楚影响是什么，并且如何转向下一阶段。这使得同样是薅厕纸，其实所反映出的不道德图景也是差异很大的。因此在看待“哄抢厕纸”到“狂抽厕纸”的变化上，在必须要批判大妈们的基础上，更要看到公德的水位是在上升的。

甚至我们也要清楚，舆论场的大妈们只是问题大妈的代名词，而非大妈们都有问题。在这个事情上，就算叙事的习惯已经形成，但是理解上一定要基于语境和背景去就事论事，要不然很容易形成群体偏见。

实际上，对于“狂抽厕纸”的大妈们来讲，她们之所以那样做，就在于确实不认为那样做有什么不妥：其一、她们往往只在乎“熟人圈”的评价，只要走出“熟人圈”往往就会变得肆意起来；其二、她们潜意识里认为公共的就是大家的，而对于合理使用是没什么概念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拿晚节说事儿最没用，因为她们不在乎。可这并不意味着，真就拿她们没办法。某种意义上，如何认定“多抽”本身就是个大难题，但是作为公德考量来讲，就算无法进行直接打击，也还是可以借助舆论围观进行消解的。起码报道的多了，讨论的多了，大妈们在认识上总会有变化，即便这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