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白城，一女子在雪中嬉戏摔倒后手机从兜里掉落（自己没有察觉），一位过路的大爷看到后非但没有提醒女子，反而用脚踢雪把手机给埋藏起来，等到女子走远后，大爷迅速返回原地捡起手机揣进兜里离开。然而巧合的是，这一幕正好被路旁的电子监控设备记录下来。

可有必要说明的是，大爷的行为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偷窃”，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捡拾”，但总体上来讲是趋向于不道德的性更多。只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电子监控设备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事情更是没法定性。

之所以这样讲，倒不是把“手机掉落”到“手机丢失”的结果完全归咎于大爷，而是大爷本来可以通过举手之劳的善意避免掉“手机丢失”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大爷没有亲眼看到“手机掉落”的过程，也不知道手机的主人是谁，那么即便他捡到手机想据为己有，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对于手机来讲，如果捡到的人想归还给失主是可以办到的。

就此而言，我们在看待大爷据为己有的行为时，还不能太过笼统。说到底大爷想把手机据为己有的心思，是从看到“手机掉落”，并且得知女子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瞬间起意的。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大爷不把手机踢到雪堆埋藏的情况下，女子会不会返回寻找手机，但是大爷把手机踢到雪堆埋藏，那么就意味着当事女子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寻找到手机。

所以仅就事情的推动和结果来讲，从“手机掉落”到“手机丢失”，大爷算是主要的推动者，而女子不仅算是不够小心，也称得上“遇人不善”。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手机掉落”到“手机丢失”的整个过程没有被电子监控设备记录下来，那么就意味着大爷想据为己有的“踢雪埋藏”操作会完全被折叠。

事实上，这样据为己有的操作在没有电子监控设备的年代里，很多时候像大爷这样的人，都不会有太大的道德负担，因为在他（她）们看来自己“没偷没抢”，只是趁着失主不知情的情况下顺走，所以就会走向较为自洽的心理路径。

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再去看待整体社会对拾金不昧者的溢美之辞，大概就能更好地接受。要知道在审视拾金不昧的行为时，常伴随着一种绝对的考量：东西不是自己的，捡到归还失主自然是应该的。

但是对于绝对考量中的“应该归还”，它本身是自律德行前置的结果，也就是只有捡拾者自己认识到“应该归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拾金不昧的行为才能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只是具备自律德行的人总还是极少数，以至于在社会性的道德推崇中，拾金不昧依然需要被凸显。

因为我们在推崇道德行为时，只有顾虑到人性的复杂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让道德走向良性循环。而一味地强调“这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最终只能让人走向虚伪。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知行合一的极致道德自律者。

另外大爷把女子掉落的手机踢到雪堆埋藏，即便存在较为明显的据为己有迹象，但是也好像不能完全证明大爷就坏透了。因为就据为己有的行为来讲，更关乎发生的情境和具体的道德考量。

假设“手机掉落”的瞬间，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场，那么大爷也可能没机会做出把手机踢到雪堆的动作，以至于可能会顺势提醒当事女子。当然这也只是后话，但不得不说，情境确实可能影响行为的转向。

甚至大爷要是知道路旁有电子监控设备，也可能不会做出把手机踢到雪堆的动作。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的“温馨提示”里找到佐证，最典型的是“您已进入电子监控区域”。平心而论，这般“温馨提示”并不温馨，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确实挺管用。

与此同时，要承认人性恶不一定属于别人。就以过路的大爷来讲，可能平日里还教导自己孙子要拾金不昧，但是真正自己遇到别人丢失贵重物品时，自己的底线便瞬间坍塌。毫不夸张地讲，在拾金不昧的事情上，除却关乎捡拾者的良心，也关乎失主所丢失的物品本身的价值（价值对于捡拾者有没有诱惑力）。

说到底，绝大多数人既非罪犯也非圣人，这种时候确实仅靠自律德行是不够的，对于罪犯甚至需要再加上律法约束才行，而对于圣人来讲寻常道德自然也显得多余。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推崇守住道德底线确实很有必要，因为它更关乎常人行为的约束。

至于有人提议对大爷进行法理层面的严惩，或许就有些过头。我们可以反对大爷的做法，或者说反对还不够，必须将大爷据为己有的手机追回才好，但是绝对不必严惩他。因为从根本上讲，大爷的行为相对随机，所以恶性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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