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女子在30岁时就立下遗嘱将财产分配好，遗嘱中她将房产、存款，还有虚拟财产留给母亲和丈夫，并直言之所以提前处理好遗嘱事项，主要在于如果自己“不在了”，不希望母亲和丈夫有争执，立下遗嘱会安心很多。

平心而论，一个人希望家庭和睦确实没毛病，但要是希望自己“不在了”家人还能保持和睦，这确实并不容易。尤其基于婚姻事实构建起来的家庭关系，很多时候“中间人”要是“不在了”，那么其他（她）人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和交往就已经算是对得起“不在的人”。

之所以这样强调，倒不是说没有“中间人”的勾连，框架内的关系就彻底崩塌，而是就世俗关系的建立，本就是基于“爱屋及乌”触发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中间人”在生前还不能处理好家庭关系，那么他（她）要是“不在了”，基于他（她）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自然就会走向崩塌。

不过就广州这位女子的遗嘱实践来讲，除却她提到的“希望”触发舆论争议，更为让人感慨的是，她30岁就立下遗嘱，这本身也是不常见的事情。要知道，但凡提到立遗嘱的事情，人们不是想到当事人岁数大或身患重疾，就是认为当事人身价不菲。

可对于这些很容易被人们先入为主去考量的特征，广州这位女子好像都不太沾边。当然就事论事的讲，立遗嘱跟这些也没什么必然关系，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但是即便我们再怎么强调理论的可行性，那么回到遗嘱背后的关系链条上，终归还是无法彻底撇开现实的困境。

就此而言，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很多人在看到广州这位女子的操作时并不看好，就在于单纯的想依靠遗嘱解决身后事，只能是解决清楚法理框架内的事情，而除此之外，牵涉情理层面的纠葛，多半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回到人本身去调和，毕竟真正和睦的家庭，从来都不是靠法理框架约束出来的，而是需要每个人都交出尊重之爱才行。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遗嘱的存在确实会让“不在的人”还能对现实世界保有既定的左右力，但是总体上而言，如果“不在的人”生前对家庭关系都没把握，那么想基于遗嘱延伸出的左右力，去解决好家庭关系基本也不太可能。

我们都很清楚，遗嘱即便更注重法理层面的约定，但同时也兼具道德功能。一般来讲，但凡当事人立下遗嘱，家人多半会基于道德考量进行协商，只有实在协商不下来的时候，才会拿着当事人立下的遗嘱对簿公堂。

普遍来讲即便没有遗嘱，法理上也有既定的继承尺度存在，只不过遗嘱附带的个人考量更多一些，很多时候会打破既定的法定继承尺度，走向更为私人化的一面。如此之下，当事人在立遗嘱的过程中，如果考量不周全，很容易让活着的人走向困境。

不得不承认，一个人过早的立下遗嘱，尤其是身体较为健康的情况下，那么只是基于未知的死亡风险去立遗嘱，很多时候也会触发一定的道德风险和情感风险。因为遗嘱本身带有很强的倾向性，但凡财产分配不均，很容易把身后事中的纠纷提前呈现出来，并且波及到立遗嘱的人。

说到底，如果只是按照法定继承的分配原则考虑遗嘱问题，大多数人其实根本无需立下遗嘱。所以当事人但凡考虑立遗嘱，就说明其中存在打破法定继承尺度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的家人对遗嘱中的财产分配存疑，很容易触发争议。

所以最好的分配方式是，除却参照法定继承的原则，还有就是参照继承者是否在所继承财产上有过对等的付出，在这个事情上，虽然不能百分百掰扯清楚，但还是要基于“属于自己的要争取，不属于自己的最好别硬争”。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过早的立遗嘱被奉为想法超前，并符合现代人的精神趋向，但是依然要知道，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情况下，过早的立遗嘱就要考虑得多一些，否则容易让家人吃到“偏执的苦果”。

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我们想纯粹依赖法理处理家庭关系，那么到头来家庭关系只会更坏。常言说，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言外之意，人情才是生命的最高指向。不过这里要严格区别于人情世故，因为此人情主要在于无差别的良心道德。

只是回到广州这位女子的遗嘱实践上，这里也不排除她已经彻底想好的情况。但是舆论层面的探讨之所以会走向“不看好”，就在于我们所处的人文环境里，立遗嘱这种事情依然是少数人才会去做，而绝大多数人依然依靠伦理秩序进行身后事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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