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中，“立遗嘱”历来是老年人和重病者才会去做的事，主要是处理既定的“私产继承”以及未达成的心愿。就以往而言，但凡一个人的“临终之言”或“生前嘱托”能称得上是“遗嘱”，那么这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否则很难被称之为“立遗嘱”。

然而随着法理的完善，“立遗嘱”不再需要家庭权威进行支撑，以至于一个人想要对自己的“私产”进行死后再分配，他（她）只要提前“立遗嘱”就好。要知道，理论上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回到现实当中，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会“较早安排身后事”。

所以就媒体报道中提及到“年轻人已经开始立遗嘱”的现象，更多的意义就在于年轻人看待生命的方式变了，而非是所有人都需要“较早安排身后事”。比如报道A称：“80后”“90后”立遗嘱4年间翻近6倍，这大概是想强调年轻人的生命认知已经在去忌讳化，并开始直面“向死而生”的生命真相。

而报道B称：29岁女子立遗嘱，房子留给母亲，存款留给初恋；报道C称：18岁女生立遗嘱留2万元给朋友，这些就更强调“关系的延伸”变化。因为以国内的传统来讲，一个人的去世更多的意义在于亲缘关系的断裂，而对于亲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往往并不受重视（社会名流除外）。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年轻人“较早安排身后事”与传统概念上的“立遗嘱”是有区别的。因为传统概念上的“立遗嘱”更多是为消解“身后事”中可能发生的关系纠葛，而对于年轻人“较早安排身后事”来讲，更像是对生前关系的加固和投射。

所以，回到“年轻人已经开始立遗嘱”的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意义在生前，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明天就是确定的明天，而意外丧生的概率终归还是很小的。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想法在于“关系延伸”，也就是“我虽然死了，可是因为遗嘱的存在，关系还是被继续绑定的”。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说传统生命认知不存在“关系延伸”，而是“关系延伸”的逻辑不一样。传统的生命认知里，“关系延伸”主要靠血缘关系，再就是宗族意义上的“姓氏关系”，这导致“重男轻女”就自然成为历史选择。

可随着个体原子化的潮流侵蚀，宗族概念已经在都市中近乎消亡，仅存的家庭概念也基本在“三代人之内”，边缘的亲缘关系就很难再去勾连起来。所以有关“重男轻女”观念的弱化，似乎也跟城市化有很大关系，起码将乡土秩序那套框架打散了。

这导致，人们越来越重视直接的关系，也就是我跟谁的关系好，就把身后事中涉及的“私产”留给谁。不得不说，“正在经历的关系”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周遭的主要尺度，它关乎情绪感受，看得着，也摸得着。

所以说，在“较早安排身后事”的逻辑底色里，自然是更强调现实生活的强关系，而非是道德绑定的弱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存款留给初恋”这种“不可理解的行为”，当然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现象应该会逐步合理化，它本身还是选择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说到底，回到生命本身，还是要看关系的存续逻辑。传统的宗族关系延伸逻辑里，它即便不完全强调血缘的一致性，但还是希望姓氏得以延续，也就是只要自己的“姓氏体系”稳固，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关系得到延伸，所以传宗接代本身，也是一种生命延续的实践过程，即便已经不再被人们固守。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暂且还不太好说，因为它本身涉及到的问题是复杂的，性别认知问题、族群的延续问题以及社会的人口结构问题等等。可普遍来看，潮流就是不可阻挡，所以出现“较早安排身后事”的逐年兴盛，可能也是社会演进的结果。

要清楚，生活节奏越快，信息交互越频，人们对于时间和死亡的感受就会明显加强，以至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生命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审视并不代表对生命的彻底审视，而只是仪式性的存在，就好像遗嘱但凡立好，阴阳就不再两隔。

就如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认为的，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至少自己那么认为：比如人总会死去），就能与生命中发生的事拉开某种情感距离，它们将不再使我们沮丧。而“较早地立下遗嘱”似乎就是这样的逻辑机理，它本身还是在对抗死亡焦虑。

因为死亡有个重要特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必然性”：你将会死去是必然的，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活得久也是必然的，还有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这个问题也是必然的。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大概就是“较早安排身后事”，可谁又知道，安排好的身后事就能如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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