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换人生案”因姚策的患病变得复杂多变，同时也因他“最后一疼”的到来，不得不走向“终局时刻”。据媒体报道，姚策遗体被火化后，妻子熊磊怀抱骨灰盒，郭威扶遗像，他的骨灰也将被家人带回江西安葬，郭威将陪同前往江西，协助两方父母处理姚策“身后事”，在一定程度上，“姚郭两家”的“弥合之路”正式推开。

要知道，国人多数时候都信奉那句“死了谁哭了谁”，言外之意，一个人的离世更多的时候也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不济，而回到亲属的世界，终究还是较为容易走向解脱。因为就姚策去世后，主要亲属的“媒体印象”来讲，真可谓算得上结构性弥合。

具体的“媒体印象”碎片是，姚策生父：“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姚策生母：“妈妈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姚策妻子：“他说不要太担心，不要害怕”，姚策养父：“悲伤难过，她（姚策养母）卧床不起”，姚策养母：“我不计较他”。

只是，对于这些高度浓缩的场景性表达来讲，更多的意义不在“当事人们”，而在于舆论可透过简短的印象表达，实现最大程度的“逻辑印象自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姚策的重要亲属所凸显出来的情感印象是真情流露，但从普遍性的“丧葬情绪表达印象”去看，总感觉还是很结构性的。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姚策的生父和养父，出于情理应该也是极其悲伤的，但是最终的表达却显得不那么“自我聚焦”，转而投向“姚策和妻子”。而对于姚策的妻子及两位母亲来讲，她们的“媒体印象”可谓都处理得恰当好处。

姚策妻子转述姚策的话，不仅表现出姚策面对死亡的坦然，也投射出他（她）们之间的信任和爱。至于姚策生母来讲，更多的遗憾在于“追不回的28年时光”，而姚策的养母而言，她的遗憾和悲伤里，很可能更多是不忍和悲愤。只可惜，人生单程，悔恨多半也是愁苦之形，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要承认，在“媒体舆论”和“当事人们”的交互过程中，真可谓各有各的“清”，各有各的“迷”。前者有广度但少有深度，后者有深度但总是迷失于广度不足，这样的标签打在“错换人生案”的卷宗上，似乎再恰当不过。

作为“媒体舆论”的“清”，其实多半建立在显而易见的情理逻辑上，而对于具体是非的“清”终究只有“当事人们”才最清楚来龙去脉。尤其涉及到关系的变化，情感的撕扯，很可能永远是被“当事人们”所折叠的，以至于外围的所有讨论基本上都是“无的放矢”。

当然这并非说，“媒体舆论”的“迷”就毫无存在的意义。在一定层面上，个体只有在超越自身的处境下，才可能做到心平气和，以至于这种群体性的围观讨论，更像是一种自我窥探的训练，它对于被讨论者意义不大，但是对于正在参与讨论的人，却称得上“预见性救赎”。

另外，我们的热情或情感是随生命而同来，无可选择，正如我们不能择拣父母一样，我们不幸天生就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是事实。以至于，我们即使叹惋“错换人生案”的纷扰，还是很难平静地过好一生。

事实上，如果中性的看待人生，终归是得失不平的。因为对于美好人生的定义，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因此回到自我的觉解上，莫不如放宽心，睡好觉，红尘滚滚，随遇而安。只可惜，人心难料，情欲难消，即便从头到尾一场梦，但总有人想抵达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

我们可以确信，“错换人生案”中的“当事人们”在经历过这场人生之考后，都应该对自己的位置有更准确的评估。孩子与父母到底谁成就谁的人生，这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用过多解释的问题。但是回到郭威和姚策的处境中，他们终究还是“姚郭两家父母”的“心头恨”。

与此同时，我们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天性曾多方摧残，我们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因此在一个人自夸他（她）已获得了很多的人世经验时，他（她）的神经显然已变成不敏锐而麻木迟钝。在这个问题上，“非黑即白者”，“单一归因者”最为普遍。

不过，对于智力偏狭的人来讲，也不见得始终如此。总有一刻，他（她）们会突然觉得自己陷入迷思，不再敢轻易言说，更不再敢真刀真剑的在虚拟交互中大打出手，就如他（她）们在地铁上不敢轻易大声喧哗一样。

至于“错换人生案”的“当事人们”，终归还是能走向平静的，只要他（她）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罗素先生曾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借用这个框架，“错换人生案”何尝不是如此被推到风口浪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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