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换人生案”的帷幕是被“割肝救子”拉开的，可直到现在，除却姚策的癌细胞没有得到“遏治”，就连最初可能的“两家亲”也失去基本的可能性。因为就“姚家父母”掀起的“偷换风波”来讲，已经走向无限失控，而接下来“姚郭两家父母”能做的也只有“硬着头皮，追逐真相”。

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姚策跟养父母就他身后事：“房产的分配产生分歧和争执”，可仅凭养母当初“割肝救子”的魄力及勇气，还是可以实证28年的爱是确切的。说到底，如果姚策真是姚家的骨肉，那么可能在“割肝救子”的加持下，他还是有希望得到救治。只可惜，所有的假设在“错换人生”的现实面前，终归显得苍白无力。

当然，顺着“姚家父母割肝救子”的链条，有媒体也追问过“郭家父母”为何没有选择“割肝救子”，而姚策的生母也作出回应，大概的意思是：其一，姚策的生父年龄较大（60岁）不允许（割肝救子会严重影响寿命）；其二，姚策的生母认为自己身体也不好，女儿也有病，也需要人照顾，如果姚策的生父“割肝救子”，家里就没有健康的人，真是生不如死。

就“其一”来讲，从理论上而言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回到情理上，既然当初“姚家父母”有“割肝救子”的决心，那么“郭家父母”要是考虑的后果太多，自然就会受到“姚家父母”及“外围舆论”的苛责，因为有句话讲得好“不愿意的背后，应该是爱得不深”。

而“其二”的问题属于“其一”的延续，也就是姚策的生母把所能想到的负面后果都已经盘算过，所以才得出不打算“割肝救子”的决定。不得不承认，论感情的深厚，养育之情往往更甚一筹，就如姚策生母面对媒体时所说：“现在是DNA（匹配）摆在那里，也觉得是真的，意识里面是真的，但心里面还是不相信”。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姚策生母的这段话应该是“真诚的表达”，因为“亲缘勾连”更多的存在是之于“执念”而言的，也就是亲缘关系如果不被点破，就算是擦肩而过的母子或父子，也并不能感知到彼此。而对于“养育勾连”来讲，就算闹腾过后，想必还是心存感念的，最不济也会是“爱得深，恨得多”，但谁也抹不掉曾经存在过的养育事实。

所以回到“姚策生母生父没有割肝救子”的问题上，还是应该从两个层面去考量：其一，他（她）们对于后果的预见性审视是“自由选择”；其二，他（她）们对于跟姚策的情感构建确实没有姚家父母那么深厚，这是基于情感累积而言的。

就“其一”来讲，如果放到局外人的站位上，应该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是放在亲缘关系里，总还是显得有些“冷冰冰”。一般来讲，要是“割肝救子”，绝大多数父母应该都会奋不顾身的，但是要是割肝救母（父），多数时候，即便子女愿意，父母往往也会迟疑。

毕竟在朴素的寿命考量上，让年轻人活得更久，已经成为世俗圭臬。当然，之所以“姚策的生母生父没有割肝救子”，应该还不只是姚策生母所谈到的这些问题，也可能包括病情的后续加重，确实不适宜“割肝救子”的操作，总之对于姚策的命运来讲，确实也是“福祸相依”，“一言难尽”。

另外，要承认“姚策生父生母没有割肝救子”，“姚家父母”肯定是会存在微词的。所以，“错换人生案”进入下半场后出现“两家反目”的局面，也是可预见的结果。因为作为“姚家父母”来讲，即便发现姚策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作为养育之情的考量，总还是希望姚策能被有效救治。

可这样的追问，也只能停留在姚家父母的站位上进行考量，而回到舆论场域中，我们只能对“不割肝救子”感到遗憾，而对于“割肝救子”抱以敬畏。因为只有“无情的选择”被允许，才可能最大限度的激发“有情的选择”。这对于情感互动，行为实践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可对于“姚家父母”来讲，他（她）们是当事人，所以是有权利进行不满表达的。因此，“错换人生案”进行到下半场（偷换风波），应该也是综合因素所推动的结果。毕竟作为“两家亲”的考量，“郭家父母”和“姚家父母”肯定是能想到的，只不过有些事情上，“彼此都看不上对方，只能沦落到死磕的地步”。

与此同时，作为舆论场域的评价涉入来讲，从“偷换风波”开始，不少人就已经不能“就事论事”，以至于在“姚策生父生母没有割肝救子”的问题上，就会进行清算式的声讨。甚至，还会进行综合性的前后勾连。不得不说，在是非较量上，看似有余地的“无情的选择”，到最后也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萨特坚信：“自我欺瞒的同时，我们也在否定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回到那些笃定的舆论声浪里，我们其实更要强调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要不然声音越笃定，越可能伤人伤己。当然，这已经是眼下社交秩序的常态，要怎么办？该怎么办？没有人给出答案。

就像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无情人”和“有情人”一样，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认为自己和他（她）者是其中的一种，以至于我们是不确定的，道德规则也总是不断翻新的。所以，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尺度可以一直有效呢？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首发微信公众号：姬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