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风波”虽然在正面舆论场已经“停牌”，但却并不意味着“舆论臆测”会消停下来，尤其关于姚策生母和养母的表情解读，真可谓“一板一眼”。虽然我们都清楚，对于既定表情的显露上，两位母亲都是“有哭有笑”的，但是经过臆测性的裁剪后，就成为“姚策生母总在笑，姚策养母始终哭”。

在一定程度上，“后入为主”的视角下，“错换人生”已被彻底改写为“偷换人生”。要知道，如果不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寻两位母亲的多元表情，是很容易被裁剪后的“信息增量”带跑偏的，因为对于“偷换风波”的考量来讲，媒体舆论从最初涉入时就已经带上偏见。

这导致“姚策生母总在笑，姚策养母始终哭”就被赋予实证真相的可能性。可事实上，就瞬间性的表情，更多的意义在于当时的心情显露，至于跟一段时期内的情绪是否构成绝对性的统一，这其实是无法具体验证的。

因为就照片来讲，它本身是可以篡改世界规模的，并且照片本身也会被缩减、被放大、被裁剪、被修饰、被篡改、被装扮。所以关于照片背后的折射，往往是要考量瞬间背景的，也就是在那一刻，发出表情的主体是什么状态。

只有基于如此的背景考量，所谓的表情性投射才有具体的现实意义，而对于寻常性的“笑代表开心”、“哭代表悲伤”只能是作为边缘性参考，但凡“后入为主”的进行逻辑自洽，很容易进入偏狭的轨道，走向流言的深渊无法自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交媒体时代之所以会鱼龙混杂，就在于“开篇一张图，结局全靠编”太过容易实现。只可惜，理解的一切可能性都根植于有能力说不，严格地讲，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

亚里士多德说过：“生活中有一种东西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安排休息与玩笑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姚策的养母，还是姚策的生母，肯定会有“笑的时刻”（从“错换人生”到“偷换风波”的过程中），即便所有人都认为她们只配哭。

不得不承认，在既定的悲剧纷杂中，媒体舆论容易进入戏剧构建模式，也就是希望当事人们尽可能地配合自己的想象，完成幻想中的剧情。可事实上，当事人们和媒体舆论的关系并不是强关系，彼此只能透过媒介进行影响和反馈，但却无法进行直接的掌控。

这导致，当事人们如何直面真相，媒体舆论根本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出现当事人们被反噬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对于既定的影视剧反面角色来讲，观众的代入感如果太强，剧情角色所对应的演员也会被“骂惨”，这着实值得深思和玩味。

另外“道德审判”的结构性就在于它能“无限自洽”，以至于任何表情都可以被解读成各种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结构性的情境涉入主要体现在婚礼和葬礼中，比如在婚礼中，笑是正当的，哭就是不正当的，而相反的是，在葬礼中，笑是不正当的，哭是正当的。

这种尺度的构成是比较普遍的，也就导致“道德审视”背后出现“虚伪的回应”，比如在婚礼上以“强颜欢笑”掩盖现实的结合不快，在葬礼上雇佣哭丧队进行悲伤氛围的打造，总之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已经越来越普遍，这种时候真真假假，装傻分不清。

从这个意义上思考，如果姚策的生母和养母真是“戏精附体”，为何非要给媒体舆论留下话茬呢？是因为担忧自己的悲苦怕别人看不到，还是担忧一地鸡毛不够纷杂。所以回到“一边倒”的困境上，多半是媒体舆论想象出来的图景，而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样貌。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最有逻辑的唯美主义者马拉美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在一本书里终结。而今天，一切是非的存在，往往会从一张照片开始。如果形容人们已经患上重度图片依赖症，大概是不会错的。

所谓“读图时代”：是把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解构方式，最终参与的公共讨论愈来愈等同于通过照片去讨论它。这导致“有图有真相”已被奉为媒体真理，而对于有逻辑的思辨和解读反倒无人问津。甚至在这样的情境下，有人竟然还提出“配图有利于缓解阅读疲劳”的建议。

只是真要是这样，可能关于案件的卷宗根本不需要事无巨细的文字进行论述，只需要在案发现场简单拍几张照片就可以结案。因此在理解照片断案的问题上，也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过分强调，但却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所以在“评姚策生母和养母表情”的问题上，也只能作为一种娱乐性来解读，除此之外意义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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