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入室杀人案”凶手曾春亮落网，意味着案情正式进入“追问阶段”。曾春亮除却要给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及社会一个交代，同时也要给自己的亲属一个交代。因为，在媒体采访曾春亮的堂侄时，他的堂侄强调，在命案发生后，整个家族的压力很大，希望曾春亮能坦白“作案动机”。 

对于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实是可预料的。尤其在乡镇之间，虽然宗族秩序受到城市化进程的侵袭，但是，基本盘面中的“同宗耻感”却依然存在。所以，对于曾春亮的堂侄来讲，很自然的就会陷入周邻的舆论风浪。即便我们很清楚，依照法理秩序，曾春亮“一人犯罪一人当”。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宗之间，更在乎荣光的共享，至于耻感来讲，往往还是不愿意共担的。于此而言，所谓“整个家族的压力很大”，就在于“个体原子化”的秩序中，同宗的“荣辱与共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为自己可以牺牲家族，为家族可以牺牲自己，这种实际上的乡土秩序框架已经不再起作用。

因为，依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来看，在过往的同宗链条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只是，现在已经不同往日，就曾春亮和堂侄的关系来讲，可能最多也就是“吃几顿饭的交情”，至于长远的生计过活，曾春亮和他堂侄的交集不会太多。这种情况下，同宗的关系，其实已经潜藏着外道的氛围。

所以，就曾春亮堂侄强调的“整个家族的压力很大”，其实就已经在潜意识里将曾春亮开除“宗籍”。因为，对于曾春亮来讲，已经是家族的负累，起码，对于家族的名声及同宗的评价，会形成摧毁性的打击。当然，这种世俗的评价并不会波及面太广，基本的传播半径也就是十几里地。

但是，却可能长久地映射在乡村邻里的视线里。因为，在基本的道德偏见里，很容易泛起“一窝坏”的逻辑。这种情况下，与曾春亮的关系越近，就越可能被波及。于此，对于曾春亮的亲属来讲，之所以会明确地强调：“看到他会报案”，“希望他坦白作案动机”，就在于现代社会的观念里，人们更在乎公共属性中的是非对错，至于同宗的荣辱与共，已经不再被认同。

要知道，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的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客观来讲，多数亲属关系是无法自己选择的，这就导致同宗之间的关系维系，只谈情谊，不论观念。所以，同宗之间的互动往往较为生硬，能达到同频境地的时候并不多。

尤其在乡土社会中，只有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才能打通同宗之间的互动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一定程度使人觉得“理所当然”。只是，当下的社会形态中，能完全保留这样格局的关系，也仅存于直系血亲之间，跨过直系血亲后的关系，基本上就是理论上的亲属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曾春亮堂侄对于“命案”的看待，似乎就能更为容易一些。说实话，曾春亮的人生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牢狱人生”，他在2002年，因盗窃罪获刑10年，2009年刑满出狱后，时隔4年，又再次因盗窃罪获刑8年6个月，直到今年5月才出狱。这种情况下，同宗眼里的曾春亮，就是个牢狱中的逆子，生活中基本上不再会有交集。

当然，通过对比曾春亮的亲弟弟和他堂侄的口风，其实就能很好的理解费孝通所强调的“差序格局”。因为，以曾春亮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曾春亮的亲弟弟在谈到哥哥时，即便认为哥哥十恶不赦，但是却有“心疼”和“惋惜”之感。而曾春亮的堂侄在谈到曾春亮时，基本的话风里，都在指向“败类和活该”，就好像曾春亮不死，整个家族不得安宁。因为，对于旁系同宗们所期待的：“出来就踏踏实实过日子”，曾春亮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在媒体的采访中，曾春亮的堂侄回忆，今年6月份，他在家门口见到出狱返乡的曾春亮：“一下子没能认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除却直系亲属还会关心曾春亮的存在，旁系以外的同宗们，可能早已把他忘记了。因为，对于一个“牢狱惯犯”，同宗们只想“切割关系”。

毕竟，摊上一个有罪之人，总觉得脸面无光。只是，当下意义上的“耻感文化”和乡土秩序时代的“耻感文化”已经内涵不同。一定程度上，这种耻感更体现在舆论氛围上，并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打击。不得不说，文化认知秩序，往往也是不断发展的。

要知道，“耻感文化”的消解，其实源于“罪感文化”的侵入。事实上，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定义“耻感文化”时，更多也是为区分东西方文化而成的标签。目前来讲，哪一种文化更好，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定论，但是，在基本的生活中，却已经反映出两种文化的媾合。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只要不伤害别人，不影响周遭事物，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秩序介入都是容许的。不过，回到曾春亮的问题上，还是要基于他去评判是非对错。至于他的亲属怎么讲，周邻怎么看，只要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符合基本的法理规范，就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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