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子“失踪案”，在被警方定性为“杀妻案”后，舆论对案情的推动，正式进入“后抄检”阶段。与此同时，案发小区居民，正式迎来“可怖感”。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来惠利”失踪初期，小区居民跟外围舆论的关注程度差不多。但是，随着小区内“化粪池”被警方“抽吸”，“清洗”，“排查”，相对可怖的气息，就随之而来。并且，这种可怖氛围，随着警方的“二次通报”，正式成为周邻的心病。

于此，也就能理解，为何“最近几日”，在“来惠利”居住的小区，居民们自发献花，并送上寄语卡片：“一路走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不排除确实有人是在真心诚意地表达哀悼之意。但是，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对于周围的过世者，人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其实并不一样。

一般来讲，如果是“正常死亡”，除却关系较好的邻居会去祭奠，可能绝大多数“小区居民”并不会过多的关注。但是，对于“来惠利”来讲，因为属于“惨死者”，这就导致前来祭奠的邻居，并不见得都是熟人。很大程度上，小区居民是在实践“公祭行为”。

要知道，对于“公祭行为”来讲，被祭奠者往往都是在生前，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可对于“来惠利”而言，却并不符合“这一点”。因为，在她还没有被卷入这起失踪事件时，她只是数以万计家庭中的普通妇女之一。于此，对于小区居民的“公祭行为”，就不只是简单的祭奠行为。

这其中的不同，我们一开始就有强调过。因为，透过祭奠行为，看似是生者在为死者祈祷送别。可事实上，更多功能性的意义是：生者在为自己内心的慌乱寻找平衡的筹码。要知道，即便主流社会的认知倾向“无神论”。但是，真要是自己周围发生“凶案”，总还是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就拿“来惠利”居住的小区居民来讲，虽然他（她）们也是旁观者，但是，就因为“来惠利”惨死于小区之内，并且还被丈夫分尸抛弃在化粪池内，那么案情所激发的惨烈想象，就会很长时期笼罩着小区居民的生活。毕竟，对于多数小区居民而言，还是绝对公序良俗的信奉者。

甚至，就算在同一小区的居民，“可怖氛围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基本的排布是：“同楼层邻居”的可怖感大于“同楼同单元其它楼层邻居”的可怖感，“同楼同单元其它楼层邻居”的可怖感大于“不同楼邻居”的可怖感。当然，在不同楼的邻居中，可怖感也存在距离远近的衰减规律。

要知道，“同楼层邻居”的可怖感是最容易被放大的，因为，隔着“承重墙”就是凶案现场，这种情况下，没有受过专业性心理训练的人，应该都会有些“害怕”。所以，有传闻称：同楼层的邻居得知“来惠利被丈夫杀害分尸”，已经吓得不敢回家。

虽然，不确切这是真实的图景，但是，可以想象到的是，同层邻居的“可怖感”确实是可见的。起码，在“来惠利遇害事件”没有完全结案之前，应该总是萦绕心头。当然，这跟迷信并没有关系，因为对于非亲非故的惨死者，绝大多数人，都会存在风俗层面的忌惮。

不过，消解可怖感，最有效的还是时间，只要时间周期拉得足够长，再怎么惨烈的凶案，都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来惠利”的惨死终将被忘记，能被记起还是那些平和的岁月。因为，对于生死拷问，每个人都将面对，只不过是氛围不同，宿命不同而已。

说实话，在看待“来惠利惨死”的问题上，有两条平行的认知线：一条是觉得来惠利的死太过惨烈，有怜惜的情绪，一条是觉得来惠利死的太惨，会产生不吉利的影响。想必，这两条对于周邻而言，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献花祭奠，算是和“来惠利”隔空对话，彻底放下的过程。

毕竟，对于个体来讲，都是在自我反馈机制中活着。因为，从心理学的认知上而言：看到有人离世，你是真的感到悲伤，抑或只是习惯性地表达哀伤？甚至，对于“可怖感”本身，是想象出来的“可怖感”，还是塑造出来的“可怖感”，这都其实是个体内心冲突的表现。

所以。回到对“来惠利惨死”的关注度上，至亲至爱的关注度最持久，但也不会是永生，其次就是小区的周邻们，而最狂热也最不持久的，便是外围舆论中的吃瓜群众。因为，如“来惠利惨死”的大瓜，总是一个接一个。所以，没有人会持续在一个瓜上太过持久（据悉：四川安岳也发生一起类似的“杀妻案”）。

“可怖感”的产生，意味着防御手段的跟进。就“来惠利惨死”所带来的“可怖感”，其实是公序良俗反噬形成的压迫感，因为，从“无神论”的视角出发，“来惠利的惨死”只是她自己的事情，跟旁人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她已经离世，就更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关联。

可惜的是，就算没有目标的防御，也还是要配上有形的手段。于是“献花祭奠”，“烧香寄语”就成为可触摸式。当然，在惨烈之外，总是要有温存的一面。毕竟，生者还要继续向前，这种情况下，就算死者不会回应，可见的图景也会消解想象出来的可怖感。不得不说，周邻献花，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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