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子失踪”事件，在警方发布通报之后，“舆论层面的破案逻辑”基本走向“丈夫杀妻”的戏码。虽然，警方在通报中，并没有完全坐实“丈夫杀妻”的逻辑。但是，从案情的诡异程度，以及警方的通报话术来看，“来惠利”的丈夫许某某(男，55岁)的“罪恶柱”已经准备好，就差完整的“证据链”，将其彻底捆绑在上面。

不过，随着“来惠利”遇害的事实落定，她的亲属将成为案情的“第二舆论中心”。据悉，在今天（7月24日）上午，死者“来惠利”的几位亲属来到“案发现场”（到底是“作案现场”，还是“抛尸现场”还需警方后续定性），蹲在小区化粪池的井盖旁号啕大哭。

亲属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可以实证，警方未明确交代的部分：多日来持续抽吸化粪池与“来惠利”遇害确实存在关联。但是，这仅算案件侦办取得“重大突破”，还不能称之为“破案”或“结案”。所以，回到“来惠利”亲属的立场上，可谓无处安放：找不到“来惠利”心慌，找到“来惠利”心凉。

说实话，寻找“来惠利”的19天，作为亲属而言，就不只是“蹲点热搜”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她）们希望“来惠利”不出事儿。尤其，对于直系亲属，想必在“来惠利”失踪3天后，就开始如坐针毡。因为，我们很清楚，在“即时信息”的时代，3天联系不上意味着什么。

“来惠利”失踪初期，“全名侦探”在“创作式破案”的可能性分析中，已经将专业性和非专业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作为“来惠利”的大女儿，初期却认为母亲可能被绑架，言外之意，母亲可能还活着。这种乐观的期许，现在看来，更加显得悲凉无比。

说实话，可能正是因为是至亲，才会把亲人的遭遇往好处想。说实话，她可能也怀疑过她的继父，只不过不愿意相信而已。然而，在面对警方的通报，以及臭不可闻的化粪池时，一切的悲愤都只能化作哭丧的泪水。并且，她与所有母亲的至亲一样，都可能会在心底默念母亲“命不好”，母亲“嫁错人”。

然而，在警方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时，到底该不该将悲愤指向“丈夫杀妻”的逻辑，这其实主要看案情的进展。在案发早期，因“来惠利”生死不明，贸然的将罪责指向她的丈夫，确实有些先入为主。但是，从警方通报之后，即便没有坐实结论，对“来惠利”丈夫的声讨就已经走向合理化。

说实话，作为丈夫，妻子在小区内遇害，自己竟然“浑然不知”，而且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还显现出不可理解的淡定。这正常吗？从理论上讲，确实不太好说。但是，如果基于“夫妻感情还不错”的背景，这样的表现就值得怀疑。当然，这依然是基于他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基础之上。

另外，作为失踪者的枕边人，就算最终被误伤，于情于理也“不亏”。因为，真要是清白的，这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毕竟，比起“惩治凶手”，自己的委屈算不得什么。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他清白的前提下，如果他真要是凶手，自然也就不存在委屈一说，只能说是天不藏奸，恶人有恶报。

不过，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外人早已看清楚的逻辑，家人就是看不清。这其中跟智商无关，更多基于人情之中的“选择性偏好”。但是，当真相被戳破后，最可怖的并不是人性不可测，而是那些坚不可摧的笃定之爱，从此再无修复的可能性。

很多人强调，如果“丈夫杀妻”的逻辑坐实，意味着婚姻是可怖的。这样的论断当然是可笑的，因为，每次明星离婚时，还有人强调不相信爱情，每次明星结婚时，又有人强调相信爱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并不是婚姻和爱情被诅咒，而是茫茫人海中，总有人性走向魔性的个体存在。

甚至，回到现实的集合里，“妻子杀夫”也是存在的，最著名的“妻子杀夫”：潘金莲毒杀武大郎，曾将“最毒不过妇人心”打造成鄙视妇人的魔咒，可事实上，无论男女，都有好人，都有坏人。甚至，回到个体的基质中，魔性和佛性，往往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

于此，回到“杭州女子失踪”事件中，“丈夫杀妻”的逻辑最终被坐实，可能最受伤害的就是“来惠利”和现任丈夫11岁的女儿。从某种意义上，11岁的女儿无论是“爱情的结晶”，还是“婚姻的结晶”，这都无妨。重要的是，她的骨血里，竟然流动着“你死我活”的血脉。

她现在还小，可能不太理解成年人的世界。可是，当她长到开始恋爱的年纪，长到开始结婚的年纪，她或许真的很难跟别的女孩儿一样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很多人说，她很可能“要用一生来治愈11岁的自己”，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于此，“来惠利”的亲属在化粪池旁痛哭，就更加让人感到“无处安放”。他（她）们万万没想到，“来惠利”会遭遇不测，一个女人，经历两次婚姻，依然没有活出幸福的样子，这着实算是“命不好”。并且，当警方通报直指“现任丈夫”有重大作案嫌疑时，哭丧的悲腔里，自然会出现“嫁错人”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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