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钰保研事件”，随着“西南交大”的“再次通报”，基本算是尘埃落定。虽然，其中强调有“滥用职权”的存在。但是，在定性“涉事教务科长”时，具体的标签却是：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利用工作之便为他（她）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较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至于，其中有无“利益勾兑”，并没有强调。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通过违规操作的手段，将学生保研推免到另外的高校，这算是极其恶劣的在破坏教育的公平环境。虽然，“西南交大”对涉事人员已经作出相关的处分。但是，也仅是内部性的行政处罚，并没有形成致命的打击。并且，从通报的违规定性来看，主要强调“事件性质”（滥用职权）和“直接属性”（利用工作之便为他（她）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说实话，这样的“结构性通报”虽然五脏俱全，但是，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作为公众来讲，更想知道“工作之便”值多少钱。毕竟，就现实的环境来讲，只渎职不谈钱的案例很少见。甚至，就算不涉及直接的“钱权勾兑”，也总难免会涉及“利益勾兑”。

当然，之所以这样强调，还不是为笃定“陈玉钰保研事件”一定存在“钱权勾兑”或“利益勾兑”。而是，作为“西南交大”来讲，要想彻底澄清事实，厘清舆论迷雾，就要对更为关键的信息给予公布。对于涉事的“教务科长”而言，既然已经定性为“滥用职权”，就应该搞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

因为，只有搞清楚渎职的性质，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解决其中的棘手问题。如果，“渎职”仅是为“助人为乐”，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更让人感到“防不胜防”。因为，就“钱权勾兑”和“利益勾兑”来讲，还可以顺着逻辑去治理。但要是超脱人性之恶后，大概率上不太好查。

所以，可以确切的讲，“论滥权不谈钱”的通报，很大程度上有回避的嫌疑。因为，对于“公共机构”的舆情管理来讲，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遮掩，而是要更真诚，更彻底，更确切地对危机进行回应。尤其，对于公众较为关切的关键信息，更是不能打马虎眼。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这句世俗语，即是一定层面的社会现实，也是某种层面的一种隐喻。所以，出现“滥用职权”的情况，人们很容易往“钱权勾兑”和“利益勾兑”上想。因为，就当前的环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于此，就“西南交大”的通报来讲，自然会遭受质疑。前面，我们谈到“滥用职权”和“助人为乐”的关系，强调其更加可恶，是因为这不符合常识。多少年来，貌似还没有听说过。因为，“钱权勾兑”和“利益勾兑”，更强调责任的补偿。

一般来讲，“滥用职权”意味着风险的承担。所以，要是没有利益的输送，非亲非故的一般性关系，估计没有人愿意去铤而走险。甚至，就算是有亲缘关系，起码也得是直系亲属。所以，对于“教务科长”的定性，自然就应该更为确切，而非只是强调直接属性（利用工作之便为他（她）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与此同时，对于“陈玉钰保研事件”来讲，之所以触发不同层面的争论，更多是因为，这属于较为典型的“内部关系链渎职”。这种事情，一般不太容易被发现，是因为对于某些领域而言，内部的运作往往铁板一块。只要关系链条上不出纰漏，很难被发现。

所以，对于“陈玉钰保研事件”而言，其实是一种实证公众想象的过程。说实话，“类似的操作”在舆论中的地位一直存在。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具体的事实，人们只是停留在揣测的层面。然而，经过“陈玉钰保研事件”的推动，可能，有更多人如梦初醒。

因为，作为高校内部来讲，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存在。只是，很多时候牵扯的关系太多，就会让一些事情暗地里运作。甚至，对于“陈玉钰保研”而言，可能她的周边同学也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很多时候，碍于处境不便说明。不得不说，踢破可恶的困局，很不容易。

就“陈玉钰保研事件”中，涉事相关人员的惩处上，仅是内部性的行政处罚，是否合理妥当，应该触发治理滥权机制层面的反思。毕竟，这样的事情很难说是“孤案”。所以，应该如同“山东的系列性冒名顶替事件”那样，所有高校都应该自查，看有没有更多“陈玉钰”的存在。

每年高考前后，都会牵出一些“教育系统的作假事件”，一方面是对高考学生的警示，一方面也是在强调教育要公平。可是，多少年过去，这样的事情依然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逻辑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人在努力考学，有人却凭借关系平步青云，这总让人觉得公平依然不那么乐观。

作为“陈玉钰”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拥有更好的人生，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教师来讲，不仅违背职业规范，也违背公平的底线。说实话，如果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人，都不相信公平原则，都不遵守公平底线，那么之外的人，又该怎么去要求呢？

另外，关于“保送推免”机制，因涉及较多人为把控环节，就为“职务之便”留下空子。所以，关于“保送推免”的监管，就更应该形成机制性的流程。既要全面核查当事学生，也要对相关环节上的把控者进行人事关系的考核。并且，最好纳入长期性责任连带。

同时，处理上，既要有行政层面的惩处，也要给予法理层面的惩处，只有如此，才能全面有效的治理“保送推免”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只是，目前来讲，对于相关的事件，在惩处上，只针对“滥权方”，至于“利益输送方”总能轻易逃脱。

这其中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源于道德层面的思考路径。因为，人们仇视“既得利益者”（滥权者），所以导致“利益输送方”往往存在感不强。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西南交大”在通报中，把更多篇幅用于定性“涉事的教务科长”，至于其他（她）人的定性，有些人甚至都没有提名，只是用“相关人员”一笔带过。不得不说，“西南交大”的通报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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