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河南栾川“学生20年后打老师案”6月12日开庭，打人者常某的妻子6月11日首次出镜，并通过媒体向被打老师及全国教育工作者道歉。据常某妻子称：“常某经常梦到初中时被老师殴打的场景，遭遇噩梦非常惊恐，‘此次’钓鱼途中见到老师时，控制不住自己，便犯下错误”。

对于“学生20年后打老师案”来讲，事实上，在案件没有审理之前，基本上就已经有“公论”。“20年前老师殴打学生确实不对”，但是，这种“仇怨”和“违规”，却不能依靠“江湖逻辑”去解决。所以，普遍的认知中，人们觉得学生以个人之力进行“以牙还牙”，并不可取。

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变相体罚”的师者进行集中的“原罪”追问。坦白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相体罚”被认为是“合法的”，起码在道德上被认为“有理有据”。因为，在传统道德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普遍认知。

当然，这些观念，现在还是存在的。不过，随着人们对于个体基本权利的“知晓和维护”，开始逐步对“变相体罚”有一定的异议。起码，从近些年来看，老师对学生的“变相体罚”，开始有一定的收敛。甚至，在基本的教学秩序中，已经有相对明确的规定，不允许肆意“体罚学生”，即便意图可能是好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存在一些师者，为让学生出成绩，会忘掉基本的底线。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老师会“借题发挥”，对学生进行恶意打击。所以，对于老师管教学生来讲，还是应该回归到秩序中去。因为只有合理的秩序和规则作为保障，才能让“学生的伤害”少一些，才能让“积怨和私愤”无处生发。

当然，20年前的“老师打学生”是不是就不用追究，这其实也有待商榷。一方面，过去那么久，直接的证据肯定已经难以形成证据链；一方面，当初的记忆能否一定让老师付出代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法律是依靠证据的，而非间接的回忆和讲述就能给出判断。

不过，既然当初“老师打过学生”，而且是力度很大，那么最起码的道歉还是应该有的。至于，回到案件上，真的是该“一码归一码”。如果，将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处理，其实还是“道德审判”或“江湖审判”，非但不能将个案处理好，还会生发更多相同的案件出来。

因为，我们很清楚，二十年前的“变相体罚”行为，应该不是个例。虽然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逻辑上都一样。如果，对于“个人报复的行为”太过宽容，那么很有可能会激发更多人去报复曾经打过自己的老师。总之，法律的应该归法律，道德的应该归道德，还是要界限分明。

只是，对于惩治的力度的拿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对于被打的老师，身体上并没有形成损伤，只是因舆论曝光而显得精神压力大，那么在对于打人学生的惩治力度上，也应该考量“学生心理阴影”的问题。总之，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还是尽量化解问题，而非扩大化问题。

当然，“20年后打老师男子妻子发声”中，提到“噩梦”和“仇怨”，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只能是讲清楚案件触发的可能原因，至于，为“打人行为”开脱罪名，显然是形不成必然的因果逻辑。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区分，如果当初“老师打学生”的时候，学生作出回应，并上演“学生反击打老师”，那么问题的性质就有所不同。

但是，时隔20年，这很明显就是“两个案件”。虽然，对于个体来讲，好像觉得很冤，觉得委屈。但是，回到更为普遍性上来讲，“共识”更应该考虑的是抽象个体的长远利益。所以，如若触犯法律，就按照法律去办。至于老师是不是也触发法律，当然，也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也只有如此，两个案件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平衡。否则，将学生法办，曾经的打人老师却依旧“逍遥法外”，那么这样的终结方式，还是会形成道德上的“顽固积怨”。所以，在处理“学生20年后打老师案”上，无论是法理上，还是情理上，尽可能的做到“一碗水端平”。

毕竟，“学生20年后打老师案”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惩治“打老师的学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知道，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应该“动手打人”。虽然，情理上好像“噩梦”和“仇怨”能讲得通。但是，彼此打来打去，最终只能是“积怨更深”，让问题更加激化，而非解决问题之道。

当然，具体是“治安事件”，还是“寻衅滋事”，具体的判定标准我们交给法理。至于，道德上的问题，如果当事老师想化解恩怨，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直面事件本身。而非如打人学生的家属所说，双方一直处于未沟通状态。总之，俗谚讲的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

不过，回到“学生20年后打老师案”上，这属于“当下”对过往的“反思”。是的，“打人”到“体罚”，再到“变相体罚”，这些名词的演进，本质上是人们对于自身权利的一种认知进步。任何时候，任何理由，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肆意施加暴力的理由。所以，这并不是“孤案”，也可以算是“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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