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人们总会强调“回家”，这里的“家”，往实说指“原生家庭”，往虚说指“成长之乡”。只是，就现实而言，更多指代“乡村”。因为，我们很清楚，现在大城市里的人口组合，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来自于乡村的后生补给。所以，遇到春节这种大的传统节日，“回乡过年”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虽然，近几年，有“反向春运”的迹象，但是主流的“春节团聚”，还是以“回乡”为主旋律。对于乡村的“父母长辈”而言，土生土长，已经完全融入“乡村的氛围”。但是，作为“儿女晚辈”，在被城市潮流洗刷之后，对“回乡”越来越充满不确定。

年轻人奔忙一年，说不想“家”（原生家庭），肯定不可能。但是，让所谓的想“家”（成长之乡）成为一种生活愿景，几乎越来越不可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触的，逃离的。很多人，总以代际之沟回避问题的尴尬。可事实上，真正的“差距”主要还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认知“的差距。

我们暂且不论“乡村”和“城市”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但是，我们却能确切的知道，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人，对于乡村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有生活习惯上的，也有生活节奏上的。可是，本质上的不同，还在于两种社会组织建构下，生活秩序的不同。

对于“父母长辈”而言，他（她）们的生活秩序比较模式化，“自我好像”也并不清晰。当然，这里没有“鄙视”的意思，因为，我们很清楚，对于不少“父母长辈”来讲，儿女的生活幸福，可能比自己的生活幸福更重要。这就能理解，为何“逼婚”会成为一门显学，时常被拿出来晾晒。

同样的境遇下，“儿女晚辈”的生活秩序已经倾向多元化，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寻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代际之间”的不理解，显然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作为“代际之间”还要坐在一起“吃饭团圆”。这种时候，气氛好坏全靠“情商”调和。因为，在家里”讲道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车祸现场”。

因此，就春节的“家的氛围”而言，“度假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儿女晚辈”在“家的氛围里”早已扮演着客的角色，而“父母长辈”更像是招待者和服务者。并且，从短暂的相聚中，我们能看出很多刻意的掩饰和由衷的客气。

这事实上，已经完全打破“界限感模糊”的家人互动模式，从人与人的交往来看，这其实是好事情。虽然短期来看，很多人觉得人情味减退，家人热情衰减，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让每个人变得轻快不少。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被别人过多改变，这是真实的人性。

所以，对于，不少亲缘关系中矛盾争执，本质上不是“不亲”或者“厌恶”，而是因为“太在乎”而忘记界限的存在。所以，对于“重逢式”的春节而言，可能就是塑造这种理想关系链条的最佳氛围。再熟悉的人，一年不见也会生疏，起码不会迅速变得直接，这对于那些习惯性掌控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好的“情境涉入”。

“成长之乡”的消逝，肯定是必然的，但是“原生家庭”的牵引，依旧会成为春节的“核心动力”。这从“反向春运”的兴起，也能看得出来。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春节之乡”的消逝，其实过分强调样貌的，空间的消逝。所以，总觉得小时候的故乡“面目全非”是一种悲伤。

可事实上，作为整个社会的进化来讲，“乡村的消逝”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城市化的进程”也并非洪水猛兽。最真切的一个感受，“城市化”让很多人的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不少。甚至，在日常的卫生习惯上，就有明显的改变。现在很多“乡村”也在用抽水马桶，那种老旧的乡村气息，确实已经消逝殆尽。

只是，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这种变化，其实就并不觉得是什么惊诧的事情。”乡土的气息“，终究要被”现代化气息“所侵润或掩盖，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的不是缅怀，而是对于新变化，投入我们更持久的关注力，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故乡情”。

因此，年味的意义里，“重逢和别离”必将长久伴随我们。“回乡”顺接着“重逢”，“重逢”召唤着“别离”。短暂的相聚，所承载的情感使命，事实上都是用力过猛的。但是，真的没办法，对于多数人而言，比起生活的重担，年味似乎“尝一尝”就行，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沉溺其中。

这种情形之下，“度假化”的春节自然就浮出水面。父母长辈们各种特产好菜，连请带送；儿女晚辈们各种听着受着，硬性讨好。总之，从“度假开始”，到“度假结束”，感情的热切，处于一直下降，直到别离之时，再次回暖。不得不说，所谓亲戚就是“相见不如怀念”。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归来》中写道：“流亡的岁月终于结束，我回到童年时代的家里，一切都还显得生疏；我用手触摸了庭院里的树木，就好像对沉睡中的亲人爱抚；我重又踏上昔日的路径，就好像在追溯已经忘却了的诗赋，在那夜幕初张的时候，我看到荏若的新月”。这种较为诗意的描摹，其实很像“春节回乡”之后的情谊弥散，大概，关乎“故乡情”算是一种人类共情，不分国界，也不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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