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可谓是惊天动地，从题为《深圳多家4S店被警方和税务部门封门》新闻中获悉，深圳多家4S店被警方和税务部门封门，停止开票。与2011年12月北京限购及2012年7月份广州限购比，深圳这次“突然袭击”来势更猛，这令不少已准备好400-500台车发票的车商措手不及，借鉴其他城市的开票准备似乎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毋庸讳言,交通拥堵的巨大压力下,曾经从北京限购政策开始推倒了第一张,示范效应瞬间显现；通过限购实行汽车总量控制,由此广泛进入地方决策者的视野,成为应对交通拥堵问题最重要的备选手段之一。应该承认,尽管与近些年国家大力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本身相悖,但通过限购控制汽车总量对很多交通异常拥堵的城市而言,本身也是一种无奈；而且,相比上海实行的价高者得的车牌拍卖制度,摇号分配要更显公平,富人与穷人的购车机会更趋平等。

    但是无论如何,汽车限购政策本身都相当于设定了一种新的行政许可,对政府部门是一种扩权,对社会公众则是一种限权；要确保设定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必须首先避免汽车限购政策成为一种懒政,而要除却汽车限购的懒政嫌疑,至少应该做到几个方面:首先要确保摇号分配购车指标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对所有由政府部门主持进行的公共资源分配的最基本要求。其次,为缓解交通拥堵,要限普通市民购车,更该限政府公车,这样才有合理性。

    不得不提醒的是,经适房分配“六连号”、“十四连号”之类事件频出,看似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每每总能打开腐败之门。当汽车限购政策的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之后,每个参与其中的城市都必须在摇号程序与制度设计上,首先确保公平杜绝腐败。此外,家庭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追求的,比如北京的摇号政策,一方面拒绝外地人,将很多非京户籍的家庭挡在了购车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同样的京籍家庭也可能这家有几辆车那家却一个号都摇不到。既然是限购,就应该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有一辆车。

    说到限制政府公车,其实有很多理由,比如节约支出,比如遏制三公；具体到限购政策,在限制市民购车之前,政府部门自然更该首先做出榜样。推出汽车限购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缓解交通拥堵,而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除了私车增速过快,同样有公车增速过快的因素,尤其是那些被泛滥私用的公车。所以在对汽车进行总量控制前,更该对公车进行总量控制。一座城市该有多少公车才是合理的?公车规划的数据必须和私车配额的数据一起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