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们不但将我团团围住，十几个人打我一个，扁担啊锄头的纷纷向我砸来；而且闯到家里，敲的敲，砸的砸，把家里的东西都砸烂了。在黑暗中，我听到女人拼命的尖叫声，我越打越疯，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天地之存在，只是怒吼，拼命地挥舞棍棒；倒下又爬起来打，倒下又爬起来打，打得昏天暗地，最后终于彻底倒下了。

我能苏醒过来，据说是个奇迹。我昏迷了七天，赤脚医生老白都叫他们准备后事了，第八天的清晨，我突然睁开眼睛，对尤彩花说对不起，惊得她当场落泪，慌忙地叫他去请赤脚医生。他还是老样子，一声叹息，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走了。我重复着“对不起”三个字。她求我不要说了，还说是她把我害成这样的。说着，她就嚎啕大哭。

我整个人像大卸八块，漂荡在激流中，周身剧痛，但我还是注意到她一脸憔悴，情绪低落。我记得那天夜里，他们把家里的东西全砸了，她说得没错，我是祸水，我把好好的一个家毁了。想到这儿，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要去找人算账，却不料又痛昏过去。

等我再次苏醒过来，我才清楚自己的现状：我像是被五花大绑（手脚都绑了夹板），不能动弹。我的右脚骨裂，左臂骨折，右手背缝了七针，左脸缝了八针；至于浑身的伤疤，不计其数。除了外伤外，我的五脏六腑也大有损伤，内出血，照老白的说法，我之所以能活过来，完全依靠强壮的体格。他告诫我，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必须躺在床上。

我发现自己躺在卧室里，便要求在客堂给我搭张小床，或者睡到灶头间的柴堆上也行。但女人拒绝了。她说我现在不能动，等以后再说吧；她让汪为伦陪夜，自己睡到客堂里。

在夜里，他没完没了地叹息。

我看得出，他非常后悔把我这个城里人请回家。

他甚至怀疑我不是城里人（城里人有文化，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而我像个野蛮人）。

当初，他以为我求宿到他家里，女人得知我从城里来，是个城里人，会爽快地答应下来；在晚饭桌上，他再搞点酒菜，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和他老婆的争执解决了，然后我过个夜就走，万事大吉。他想不到我会搞成这样，就连连哀叹自己倒霉。

他还不厌其烦地问我是谁，姓啥名谁，家住哪儿，要不要和我的家人联系，等等。我明白他的心思，他急于要把我送走。但我不想走，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是现在走了，他和尤彩花还怎么抬头做人啊。我就告诉他，我叫汪德贵，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两年前母亲病故，就剩下我孤家寡人，无业游民，所以用不着他操这份心了。

听我这么说，他牙痛似地咧着嘴，嘶嘶地抽冷气。

这年冬天我是在床上度过的，女人除了忙田里的活之外，她还忙家里的活，抽空又给我缝了一件棉袄与棉裤，其实我也穿不上。我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回忆那天夜里的情景，前前后后，每个细节，每个人。在一遍遍地回忆中，那些人一个个突显出来，“那个瘦瘦的，高高的，脸上有颗痣，痣上有撮毛的男人是谁？”或者“那个头很大，脖子细细的，说话像雌鸡叫的男人是谁？”我总是冷不丁地这样问她。而她总是要想上几天，才突然想出来此人是谁，哪个村的。我就将他们一一笔录下来。我还让她去同村要好的邻居、谷村的张三哥和麦村刘四弟处查问，村里有哪些人参与了那晚的袭击，经过核实，我终于弄清楚了：谷村有九人，六户人家；麦村有十一人，七户人家；谷村有十八人，十户人家；其中十户人家是雕村长女婿的亲属，十三户人家没有关系。

汪为伦见我成天把这些人挂在嘴上，就哭丧着脸，问我到底想干什么？！

他小声地嘀咕道，“你害得人家还不够吗？你想害死大家啊。”

他明白我要做什么，所以他说得虽小声，却完全是为了让我听到。

这种农民式的狡猾，令我鄙视。

但我也不屑于告诉女人。

第二年开春，我可以下床了。

我拄着棍棒，一边练习走路，一边练习拳脚。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完全恢复了。她就对我说，“你走吧。”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我是那种胆小怕事的男人吗？你说我能一走了之吗？

“等事情了了，我自然会走的。”

“算了，”她重重地叹息道，“这也不是个讲理的社会。”

“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走了。我一走，你和哥还不被人欺侮八辈子啊！”

“这些年我也习惯了，只是害你破了相……”

“你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你和哥，我早就没命了。”

“可你还不是为了我……”

“不说这个。你去打点酒来？”

“好啊，我们快半年没喝酒了，我正想得慌呢。”

村里的小店已经不售给他们任何东西了，酒是她赶了十多里地从镇上打来的。

他脸拉得老长，又嘀嘀咕咕的。

这天傍晚，我连饮了两碗酒，提了棍棒起身要走。

他突然跪在地上，死死地抱住我的脚，哀求我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我们什么都没了。

“除了一条烂命，你还有什么？”我责问他道。

他仰着头，用一种卑微的目光期待着，希望我能马上离开他家，离开豆村。他问我要什么报酬？好像我是一个可以随便打发的叫化子，他说，“你说吧，你想要什么？”

“做人的尊严。”

“你这……”

“我就是这个贼脾气，不想走时你再怎么赶也没用，想走时你再怎么留也没用。”

说着，我解开他的手，出门而去。她叫了声，追了出来。她说同去，我不让，因为危险。但她非去不可，也因为危险；她说万一我再像上次那样倒下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怎么行呢！但我还是不要她去冒这个险，我说要去也要叫他去吧。她冷笑道，叫他去有个屁用！老实说，我也觉得叫他去还不如叫女人去呢。“我们去哪儿？”她问。

“谷村。运用战国时期的纵横术，我们应该先收拾远的，再收拾近的。具体地说，我们先收拾谷村，其次收拾麦村，最后收拾豆村。在收拾谷村时，我们先收拾与雕村长家没有关系的人家，后收拾雕村长家的亲友。这样做能够起到瓦解的作用，以后再和雕村长有矛盾，别人就不敢插手了。我知道谷村有十户人家，但今天我们只教训没有关系的那六户：周、吴、翁、余、李和朱。我知道这些人家的确切位置，你其实用不着跟去的。”

“你就让我去嘛，就一次，好不好？”

半年了，那一晚的厮杀对于谷村的人来说，早已成了陈年往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还会来算账。从村东姓周的猪猡（侏儒）家，到村西姓朱的一撮毛家，我如入无人之境，进一家砸一家。当然，我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那晚我就有话在先，谁敢动手，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把欠账要回来的。但我不打女人和孩子。我让他们也尝尝家被砸的滋味。在姓余的人家，男人不在，女人跪着向尤彩花求饶，我砸了几下就算了。但我警告她，如果她男人继续作对，下次加倍偿还。

我们出村时，有人放狗，我用棍棒击毙了带头的那条狗，狗群顿作鸟兽散。

我扛着死狗，和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夜晚，出奇的宁静，而且深远，繁星像紫云英的花儿一样盛开在天空中。天地之间，只有两个人行走在大地上的脚步声，在夜黑中彼此呼应着。我真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可以永远地走下去。

她突然拉住我的衣袖道，“歇一会吧。”

我将死狗扔在地上，叫她坐，她不坐，我就一屁股坐在狗身上。

“渴了吧，”她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壶酒来，递给我道，“喝吧。”

“呵呵，你哪来的酒啊？”我乐了，猛灌了两口，才想到她也渴了吧，便递给她道，“轮到你喝了。真有你的，这酒还是热的呢。”

她说，“出来到现在这么久了，就是一块石头也焐热了，更何况是一壶酒呢。”

她话中有话，我只当没听懂。

她喝口酒，把酒壶递给我。

我说，“这儿好静啊。”

我喝口酒，又把酒壶递给她。

“是啊，”她说，“静得我都能听到你的心跳了。”

她喝口酒，又把酒壶递给我。

就这样我一口，她一口；她一口，我一口，一壶酒很快就喝完了。她不再说话，我也没有吭声，我们默默地凝视着某个黑暗的远方。过了良久，她问，“县城在哪个方向？”我叹息道，“我也不清楚县城在哪儿？哥在家里一定等急了，我们快走吧。”我站起身，将死狗扛在肩上，提着棍棒走在前头。她牵着棍棒走在我身后。

谷村那六户人家，其中有三户与雕村长的小女婿再次勾结，第二天傍晚打上门来了。他们一共九人。我的态度很明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也还是那句老话，今天谁敢动手，明天我一定叫他偿还。我这个人说到做到，除非你们打死我。听我这么说，吴家父子转身就走，雕村长的小女婿连忙招呼大家一起上。

这一夜厮打得也艰难，一来比例悬殊，一比七；二来我刚伤愈康复，使不出狠劲。但我说过，不要命的人最可怕，而我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使不出狠劲，但我棍棍往死里打，反正在城里已经犯下命案，今天纵然被人打死了，也强过被枪毙。所以他们七个也没占多少便宜。我几次跌倒，几次险些丧命，但我还是将他们打跑了，才倒在血泊中。

我又养了将近两个月的伤，才去谷村讨伐。我把这叫做“讨伐”。村里似乎早有准备，我们一进去，就听见有人大呼小叫，不久便围上来不少人，二话没说就开打。这倒是我始料不到的。我护着她且战且退，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事后我总结经验，决定改变策略，采取游击战术将他们各个击破。反正我也不会农活，帮不了他们什么忙，第二天蒙天亮我独自来到谷村口，刚巧碰见仇家“黄二胖”，我就追着打，吓得他丢下东西就往村里逃，叫皇天地喊救命。村里人听到声音赶出来时，我已经退出村子，但我没有离开，而是守在村子的外面。他们三五成群地下田去，我就避开，等他们都出了村子，我就进村办我的事。等到他们听到消息赶回村子时，我早已离开村子，到田里寻找正在干活的仇家。

我在田里截住了“黄二胖”。

这家伙扔下锄头，跪在地上就朝我拜，“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我二话没说，棒起棒落，打得他在地上乱滚。

“那天去豆村你咋不想想有今天呢？”

“好汉饶命，我也是没有办法，逼不得已才去的啊。”

“逼不得已？有人拿枪指着你吗？”

“您不知道，我是外来的，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

“听人摆布，难道你没有脑子吗？”

“是是是，我再也不敢了。”

“今天暂且饶你，下次再敢，我见一次打一次。”

事后，我听尤彩花说，这户李姓人家死了独养儿子，就将儿媳妇当女儿看待，又招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这个女婿就叫“黄二胖”。“黄二胖”只是他的绰号。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谷村人也奈何不了我，他们总不能在一块地里干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只要他们化整为零，我就将他们各个击破。你可以说我是个孤独的猎手，提着我的棍棒，成天守猎在两个村子之间；你也可以说我是个疯子，不分白天黑夜，全天候地找人打架，我就要他们过不上一天安宁的日子，我就要他们焦头烂额，我就要他们从心底生怕来。从这年春天到盛夏，我就死死地盯住谷村，打打打打……打得他们服服帖帖，终于在一个仲夏之夜，谷村的村长叫人抬了一桌好菜、两坛老酒，亲自领着那十户人家的主人登门谢罪。

从此，我名声大振，大家都叫我“刀疤”，因为我脸上有条长长的刀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