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原名不叫春天，叫韩冬。

二十五年前，一只从省城掉下来的馅饼“砸”到了韩冬所在的小山村，令整个小山村沸腾了。接馅饼的人是村支书，他将这名国企大厂的招工指标给了他儿子春天。但让村支书伤透脑筋的是，听说那家国企大厂还派了招工干部，在县劳动局监督农合工的体验和文化测试；而他儿子患过小儿麻痹症，又小学本科毕业，一查准漏馅。村支书日想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让同村的小伙子韩冬顶替春天去双项检查。这韩冬身强力壮，高中毕业，现在村小代课；他顶替春天还有什么可说的，招工干部一见，果然要他没商量，说就是你了，春天，赶紧回家收拾铺盖，明天有厂车来接你们上省城。就这样，韩冬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省城，成为了另一个人。

那年韩冬十九岁，一根扁担，挑着两只笨重的木箱子，来到了他平常做梦都梦不到那么远的省城，开始了他更姓换名的都市打工生涯。在省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大家都叫他春天；所以当他的女儿取名为韩红时，大家都惊讶不已，因为他姓陈，而他老婆姓赵，生个女儿怎么会姓韩呢？

春天和我住一个屋里。我也是农合工，但老家不是松阳，是龙游。相似的身世，让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刚来那两年，我们一顿饭要吃一斤多，吃得城里人目瞪口呆，笑我们“头颈极细，只会食饥”；我们在省城说普通话被当作土话笑，我们回老家说土话又被当作普通话笑，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不知道说的是啥玩艺儿？我们常常爬到宿舍楼的屋顶上，扶着栏杆，眺望万家灯火的城市夜景，心里充满了憧憬和酸楚；那时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将来，而最迷茫的也就是将来。谁能够预知一个农合工的将来会是怎样的呢？

但我们都知道，不管将来会怎么样，奋斗是唯一的出路。我当时分配在设备车间，做钳工，跟师傅从学徒工、初级工做起，后来做到高级工、技师；与此同时，我又读了好几年书，有的纯粹为了拿个文凭，也有专业知识培训，前年我终于评上了高级技师。而春天呢，他分配在炼钢车间做炉前工，那是一个更有学问的工作。我们常说做事情要看火候，火候掌握得好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春天的工作就是看火候，所以他比我更加刻苦地读书，那些专业书就像天书一样难懂，但春天硬是一块青砖一块青砖地“啃”下去，真正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进厂第五年他就被评为车间先进工作者，隔了一年，又获得公司青年岗标兵的称号。

就这样，我和春天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在企业数次改革的浪潮中，没有被“减员增效”掉，也没有被“优化组合”掉……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是靠我们不断进取、勇于奉献的精神，才赢得了今天。时光如流，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春天也算是老省城人了；但其中的艰辛和耻辱又有谁知道呢？

如果我们在省城挣到的钱拿到老家去花，那生活就像泡在蜜缸里一样幸福了。但如果在省城挣到的钱就在省城花，这对于每一个没有城市身份的农合工来说，那又会是怎么样呢？

春天是在他二十四岁那年春天结的婚。婚礼很隆重，我赶到他松阳老家做伴郎时，山里还飘着省城里罕见的雪花，风景美得就像世外桃源。婚后，妻子小赵就随春天来到了省城。春天在大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民房子（这儿的农民和我们老家的农民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可是富得流油），搬家那天，他从床底下摸出那根长满了灰尘的扁担，想想放了四五年也没有用过一次，不如索性掷了。但小赵一把夺过去说，这么好根扁担掷了多可惜！我笑春天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忘本了吧？想当年你可是用它……春天忙打了一棵好烟，堵住我的嘴巴。

说实话，刚来省城那几年，春天非常节俭（除非跑进新华书店），到了年底他总能扛只大彩电或大冰箱什么的回家，还有大包小包的春节礼品；结婚之后，他租了房子，开了小灶，尤其小赵怀了孩子，花钱就跟流水似的。唉，在省城要生个孩子、养个孩子，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就说小赵跑一趟医院检查吧，啥也没有，就要千儿八百的；难怪报上说他们要倒卖病人，医院都成了屠宰场了，来一个宰一个。接着春天升了一级，就花去了六千多元。这年年底春天要回老家过个春节，还是向我借的钱呢。等女儿韩红上幼儿园、读小学，因为孩子的户口在老家，就得交择校费啊借读费啊这个费那个费的，总之一句话，大都市认钱不认人，做每一件事走每一步路，你都得付钱付钱再付钱。曾几何起，奔钱成了人生唯一的目的。

有一天小赵来找我，让我劝劝春天，她要留在省城。

我问春天回家后打算做什么？我说，你在炼钢车间看火候的功夫回家有用吗？你在省城呆了二十来年，还干得了农活吗？你还安得了心干农活吗？你拿什么让她们娘儿俩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我咄咄逼人的叩问下，春天退却了。他不无哀怨地说，你和我把人生最精华的这段青春（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献给了这座城市，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将来有一天我们老了，不中用了，厂里不再跟我们签劳动合同了，我们还能在省城立足吗？我不甘心啊！我们在一起时，常常为此而感慨不已，为什么同样是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命运差别就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