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说：”今天的IT界、互联网界存在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讲大产业、大行业发展、国家体制改革、国家政治改革，好像政治不改革，你干不了事。不了解行业情况，就干不了事。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锋说：“政府对企业，有点小的不平等，这么多年来我也习惯了，就看做是磨练心智，接受挑战吧。”

       这是什么？是无奈？是绝望？是在心理上假定问题的不可改变，然后调整个人的心态，采取积极的行为。看来中国企业家都是积极心理学的高手。问题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可以通过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和行为，进而改变结果。

       我不得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企业家，是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对吧，刘强东不是说了嘛，”创业者比政治家、经济学家伟大得多“。那么，如果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的人不是企业家，还应该是谁？

       罗纳德·科斯研究中国的变革历程，认为中国市场转型和经济的高增长，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靠的是”边缘力量“。民营企业家，在边缘中挣扎了几十年，等待了几十年。未来呢？是选择争取成为主流，还是继续活在边缘中。三十余年，企业家群体就积蓄下来那么点儿的勇气、责任、精神、智慧与力量吗？为什么正确的事情要以边缘的形态存在呢？

      蔡欣怡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家并不吵着要民主、要政治变革，但是发明了一些”适应性非正式制度“，在获得经济的快发发展的同时，也缓慢地促进了国家正式制度转型。从我对制度的演变和形塑历程的理解，这一思路我是认同的，而且与科斯的分析是呼应的。我相信这些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有其价值。但是，我更加相信，它在带来”建设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地”破坏性“——寻租、腐败、犯罪、独立自由的企业家精神的匮乏、更大的变革阻力……所抱怨的，也正是所纵容的。这其中潜藏着太多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似乎这错误的方式愈演愈烈。这也是几十年变革的成果？

      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很多时候去批评一些企业不负责、不道德，但是还是会购买其产品，这其实是在放弃自己的权利，是在支持它们的不负责和不道德。有什么样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时不时会听到有人批评新员工动不动就提要求，这有什么不对，难当争取自己的权力也有错。那还抱怨什么企业，你一直在默默地用你的服从支持着企业的放纵。有什么样的员工，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未争而得的权力，有权享有吗？若干年后，不要抱怨，不要呐喊，因为那些年集体性的选择了沉默与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