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七十二了都还在当村民组长，他说他心里堵得慌，很难受，于是他找个时间上市里来了。他来市里散心是其次，主要是想来找我和在某大学教书的堂弟，叫我们帮他出点子让村子发展起来，把那些在外打工的人喊回家来发展。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外地开会，那天我正跟着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大帮人，去参观某地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在路上接到四叔的电话，听他唠唠叨叨地在电话中诉说他的委屈和无奈，以及他的一些思想，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我就没办法心安理得地平静着去参观了。一路上我满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他的身影，他花白的头发，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和日渐佝偻的腰老是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以至于参观结束后我都还想不起来到底我看到了什么。

和四叔见面已经是冬天了，冬天对深山中我老家的这个小村来说，是一个平淡而又时刻孕育着勃发的季节，既不太冷更不是太萧条，村子边的竹林翠绿着，山上没有落叶的松林翠绿着，田坎边、树丛里的芭茅草翠绿着，田里收割过的稻桩上冒出的新芽也翠绿着，再加上慵懒阳光的普照，这一切给人的感觉仿佛就不是冬天，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春季，是足可以令人憧憬的勃发日子。

一进入冬天，四叔就开始打电话，给那些在外务工的侄儿侄女们打电话，招唤他们早一点回家过年。有些人春节不想回家，他就在电话上劝说，苦口婆心地劝说，力争能把他们劝回家。整个冬天里，四叔都在重复做着打电话这一件事，用一种急切的、甚至于是恳求的心情对那些仍滞留在外乡的亲人招唤着。为着一个冬天的招唤，一年中很少出门的他总是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要到镇上去赶集，到电信部门去缴上一笔不菲的电话费后，回到家就开始天南海北地拨打电话。电话打过了，四叔就开始忙碌，每天他都会扛一把锄头，拿一把大锤，背一只撮箕，沿着出村的那条公路往外走，看到公路上哪些地方起坑了或者石头冒出来了，就撮泥巴把坑填平，或用大锤把冒出来的石头敲掉。这些事情本来都是他和村上的群众一起做的，后来年轻人不做了外出打工挣钱去了，他就和一些在家的老人们来做，随着老人们的逐渐过世，和他一起来做这些事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曾劝阻过四叔的这种补路行为，理由是我们村的路几乎就是一条断头路，除了我们在外的人开车或坐车回家，就很少再有车进去，一条泥土路长年没有车轮的碾压，春夏山洪下来路就会被冲得坑坑洼洼。四叔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条路是他当初带人修的，修这条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只要他还是组领导，路就一定要畅通，就一定要保证大家走好，保证来家过年的车子都能够开进来。四叔锲而不舍地修路补路，锲而不舍地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拨打着一个又一个通往省外的长途电话，锲而不舍地招唤着他治下的在外务工的组民们回家过年。

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在接到四叔的电话后，都能够及时赶回家来过春节，但仍有一些人，或是买不到车票，或是找不到钱，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能够在春节赶回家。每每看到一些人没有回来，四叔都会感到很失望，很沮丧。每次和我谈到那些没有回家过年的人，四叔都要唉声叹气，都会一个劲地自责说他这个村民组长没当好，没有能力让大家都过上团圆和谐的日子。

听着四叔的自责，我心脏的血管一下子就受到了一种触动，这种触动是温暖的，但也是紧迫的，紧迫得我的喉咙总是哽哽着，好几次都没能好好呼吸。以至于每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走进他家，不愿意去听他的诉说，但是我又不能不走进他家，事实上他一直渴望得到安慰，渴望得到我们这些在外谋生的人回家对他的安慰。

我记事的时候，四叔就已经当生产队长了，初当生产队长时，才二十出头的他看上去是多么的意气风发，那个时候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是他的跟屁虫。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山上露头，他的声音就已经传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的我只要一推开门，都会看到他站在打谷场边的石墩上，大着嗓子喊着大家出工。这种场景一直到今天都还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都还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四叔一直当着生产队长，一直当到生产队改成村民组，他又当了好几年的村民组长，直到有一年他提出来说年纪大了，思想落伍了，不想再干这个村民组长时，大家才发现，四叔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五十岁的四叔在那片土地上已经做了外公，再当村民组长肯定是不太合适，于是村民组长的担子就落到了我一个堂兄的肩膀上。从此后村民组长就走马灯似的在我的几个堂叔和一些堂兄弟间来回调换，调换的目的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村民组长的职务，而是我的那些比四叔年轻的堂叔和堂兄弟们，他们的心思根本就不放在这片土地上，一心想出去闯世界，打工找钱，无论是谁来担当村民组长，都不好好干，都只干一两年就撂挑子外出打工去了，有的甚至是只上任几天就从村子不辞而别了。

四叔重当这个村民组长是他六十有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县委宣传部任职，有一天到老家所在的镇上去出差，镇党委书记对我说老家的那个村民组现在年轻人全部出去打工了，连村民组长都找不到人来干。他们去动员四叔，想叫四叔把村民组长的责任再担起来，四叔死活不干，他们才找到我，请我帮去做四叔的工作。

去动员四叔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初夏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雨间间歇歇地下着，风也慢慢悠悠地吹着。虽然是夏天，有雨的浇淋，车子行走在人烟稀少的高山上，空气中就弥漫出了一股寒冷的味道。镇里的越野吉普尽管前后都有驱动，走在通往老家的那条山路上还是感觉很吃力，车子哼哼着，一直都走不快。我和镇上一位年轻的副书记坐在车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着，扯着扯着，话题自然就扯到了四叔的身上，又从四叔的身上扯到了打工者的身上。从那位副书记的口里，我才知道打工潮已经让现在这片土地上农村工作面临了重大的问题。我只知道老家的兄弟姐妹们很多人都在外务工，他们用务工所得的钱来供他们的孩子读书，来翻修房屋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去设想他们举家外出后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后患。这位副书记告诉我，这几年外出务工的人走得特别多，好的是增加了这片土地上的经济收入，但同时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很多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比如没有年轻人在家干农活，造成很多承包田地被撂荒；孩子没有人管束，容易滋生犯罪；村子里没有年轻人，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更可怕的是村组里找不到领头人，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找不到上传下达的牵线人，政府的很多新政策推行不下去，形成各项工作滞后，发展得不到保障，这些都很让人头疼。在这之前，我从未去设想务工潮会给这片土地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更没想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形成会对另一种经济模式带来这么大的冲击。我很难去想象一个村子里，如果没有年轻人，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当家人，光是老人和孩子来主宰着现有的生活，虽然这只是暂时的一种现象，但当我们面对这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村子又会有多少生活气息，又会有多少未可知的明天呢？

四叔在家等着我们，来之前镇领导已经给他通过电话，听到汽车的声音他从家走了出来。我们下车时，雨已经无声无息地停了，但空气却是愈发冷得凛冽，推开车门，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四叔走过来，和年轻的副书记握手，然后仿佛才像发现我似的说，你也来了，是不是他们喊你来劝我的？你来也没得用，有本事你们去把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劝几个回来发展才是真，现在寨子里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安一个村民组长管什么用。

四叔的话说得我有点发窘，怔怔地站在那里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然而四叔很快就转换了话题，他邀请大家进屋，说他知道我们来，早就把鸡杀好了，酒也准备好了，有什么事也不比吃饭的事重要，先吃饭再说，把饭吃了什么事都好商量。

那顿饭吃得很热烈，我们一共五个人，不光但吃光了四叔家的一只大公鸡，还喝去了他自酿的八斤米酒，年轻的副书记直接就在酒桌上倒下了。当时在酒桌上大家都说了很多话，说过的话转眼间就都被忘掉了，只有四叔的一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他们把你喊来劝我，现在我也求求你去劝劝那些在外边的人，劝他们不要把家丢了，要时常回家来看看，劝他们不要只光是到年到节回家来看看老人和娃儿，农忙时也要抽个时间来家把庄稼种了再走。对于四叔所叮嘱的话，我记着但一直没能力办到，为此每次面见四叔或者是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时都感到很不安。

离年关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大家都在为过年做着准备，而四叔却还一如往日那样扛着锄头背着撮箕去补路，一直在这个冬天跟他一起去补路的老人们都不愿意出门了，他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我回家后四婶来找我，叫我去劝劝他，说好多人去劝过他都不听，眼看再有两天就是三十夜了，叫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他劝下来，在家砍点柴要点草，年三十夜才有烧的，过年牛马也才有吃的东西。

我在出村不远的山坡上找到了四叔，尽管没有雪没有雨，风也不是很大，冬天的早晨还是有点冷。四叔把他穿着的大衣脱下来丢在一边，正挥着锄头在不远的山坡上挖着泥巴，他的脚边已经堆了一大堆被他挖松下来的泥土，看到我他停了下来，说是不是你四娘又叫你来喊我了。我还没有回答他又说，就只有这个坑了，把这个坑填好后路就补完了，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过年了。我帮四叔把挖下来的泥巴往路中间的坑里运送，花了近三十分钟终于把这个坑填平了。很久没干体力活的我，停下来时感觉到四肢很酸痛，四叔好象看出了我的疲累，活干完后并没有急于提出回家，而是坐到路边的一颗石头上，并示意我也坐到他旁边去。挨着四叔坐下来后我以为他会对我倾诉点什么，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吞吐着他含在嘴里的叶子烟。

我不知道四叔在想什么，此时也找不到什么话和他说，只好陪他干坐着。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嗡嗡”声，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四叔就已经磕掉了烟杆里的烟灰，敏捷地从石头上站了起来，用手挡住耳朵听了一会，高兴地说：是汽车的声音，在山那边，是向我们这边开来的，肯定又有人回家过年来了。走，我们也回家准备过年的东西去。

在跟着四叔回家的途中，风骤然大了起来，四叔裹着大衣的身体在冷风中显得十分单薄，他佝偻着身子肩着锄头下坡的样子看上去还有点委锁。除了脚下下坡的这一条路，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堆积着连绵起伏不断的大山，从这里看下去，我的故乡、四叔的家就被包裹在幽深的山谷中，纵横的山岭在这条公路的牵引下变得愈发的杂乱和神秘。就是这样一条路，却让很多人从这里走了出去，我的那些没有上年纪的堂叔、那些堂兄弟以及像我这样在城市谋到一个固定饭碗的人，留下的只有老人或者儿童，老人已经走不动，儿童还没办法开始行走闯荡，四叔这个村民组长就管着这些人，一天天为他们的衣食起居担忧和分心。跟着四叔的脚步，感受着他日渐衰老的喘息，我忽然觉得胸腔里有一股如潮水般汹涌着的东西在灼热着，使我有一种想要说话，想要喊住四叔对他说点什么的冲动。我刚想张口，四叔就回过头来了，他说去年凝冻很多人没有回家过年，今年回家过年的人肯定多，今年过年寨上应该比往年要热闹多了。四叔的话让我很有同感，虽然离过年还有好多天，但陆陆续续地我已经碰到了很多出外务工归来的人，他们带着喜气领着孩子行走在村道上，互相打着招呼。去年因为凝冻，我回家过年时除了一些老人和孩子，几乎见不到那些在外务工者的身影。想到今年可以和那些归来的堂兄弟们快快乐乐地过一个欢乐年，与他们喝酒，听他们讲在外的经历，我的心也同四叔一样，有种说不出的高兴。走在我前面的四叔走得很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跟上他的步伐。

过完这个年后很多人又走了，四叔仍在当着村民组长，这不免让我们都感到有一种淡淡的遗憾，也正因为四叔七十多岁了仍在当着村民组长的缘故，故乡土地上那些留守的故事才会如此真实如此震撼地涌入脑际，从而激起我一定要把它们书写出来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