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得太快了，请等一等孩子

李松林

   “六一儿童节”刚过，不知道有多少儿童过了这个节日，就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正离我们而去。

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之中，最大者13岁，最小者仅5岁。直到此刻，孩子的父母都处于失联状态，我们甚至都不确定，孩子的父母是否已经获知这个悲伤的消息。

第二天，远在湖南衡阳的两姐妹，汤银霞（14岁）、汤溪林（8岁）放学后回家，走了一条与往常不一样的路。途中，姐妹俩捡起了一处垃圾堆里的食物吃下，没多久出事了……“里面可能有老鼠药。”警方称，死因系中毒引发。有网友说，“她们应该有些饿。”据了解，汤父在老家务农，照顾女儿的汤母智障，常忘做饭。

两天，我们丢掉了6个孩子。他们的名字经媒体报道而被我们窥见，他们生前的状态也正随着记者的视线逐渐被还原。应该说，这两起事件的发生的确各有差异，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成了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的“弃儿”，他们的心灵，成了整个社会尚未照耀到的阴暗角落。有人说，“毕节四兄妹”家里有小楼房、有1000斤玉米、有50斤腊肉，甚至还有3500余元的医保金，他们似乎并不缺少什么，还有什么理由选择离去；有人说，“衡阳两姐妹”或许只是“有些饿”、“不懂得随便捡来的东西不能吃”，才会中毒而亡。这样的逻辑固然无错，但可能不是全部，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

走近他们，首先需要走近他们的父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城市化的脚步一刻未停。国家崛起、楼市回暖、股市亢奋，在我们每天熟知和谈论的这些主题背后，其实还有很坚固的一堵墙，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若隐若现。这一群体显得有些急促，迫于生存与生活的压力，像嗅觉灵敏的蜜蜂，辗转奔波于各个地区和城市，为“中国速度”默默出力；显得有些“愚钝”，他们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注意那些所谓“农民工”、“外来人”的标签，不会耐心和孩子交流，连说一句“我爱你”都不好意思；甚至显得有些“斤斤计较”，他们会为了多挣一点加班费、“过节费”，节省一点车费，几年时间舍不得回家。而与他们对应的，是6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是约5000万的农村留守老人，是孩子不能时刻带在身边的无奈。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待在家乡，也多是一些不可抗的原因：比如，不识字、家人疾病、劳动能力缺失、年龄渐大……

这些离开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父辈——这是他们全部的依赖和骄傲，也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请恕我这样讲）。

我不知道，这6个花朵一样的生命凋谢，究竟会换来什么，会改变些什么，但他们渐行渐远的脚步，正如阵阵不停的闷锤，敲砸着我们现实的社会：城乡二元体制的坚冰什么时候真正打破？日趋空心化的农村何去何从？对农村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的投入足够吗？基层乡村的治理该走向何方？每个地区的民政、教育等部门，可否再多一些细心和耐心？那些有足够资金和爱心的公益组织、慈善机构的天平，可否对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多倾斜一度？

其实，只要看看每天的网络和电视里的新闻，孩子的遭遇又岂止服农药、误食中毒？被针扎、被暴打、被碾压、被虐待、意外溺水……这些故事，曾经都真切发生于你我身边。他们之中，有孩子个体和家庭的原因，也有相关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原因。多年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曾喊出“救救孩子”，这声呼唤，在今天，不仅没过时，相反，显得很迫切。

或许，我们也有必要温习一遍胡适先生说的话，“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细心的人已发现，胡适把孩子排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