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肾英雄”变抢劫逃犯，你我不是旁观者

      3年前，因为将自己的左肾捐给了一名陌生人，浏阳人谢永付一夜成名，被人称为英雄。3年后，谢永付再次被人提起，但这次是因为他涉嫌抢劫。今年8月初，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向浏阳警方报案，称谢永付是他的抢劫同伙。8月29日，谢永付被当地警方抓获归案。对于丈夫抢劫的事情，潘寒英说，谢永付抢劫很可能是为自己1岁多的儿子治疗心脏病筹医药费，然而，到后来他们还是因为负担不起孩子的医疗费用，将儿子送给别人抚养。（9月7日《潇湘晨报》）

      生活就是如此荒诞离奇。3年前还是鲜花簇拥的“捐肾英雄”，今朝却拖着沉重的脚镣走进另一个世界。从时间维度来看，谢永付的抢劫行为发生在捐肾之前，应该说人们完全可以因捐肾义举原谅其抢劫行为，况且其妻子也表示“抢劫很有可能是筹医药费”。然而，法律是公平正义的，不可能因一个人有过的善举而纵容其犯下的恶行。

      查看网友的跟帖，大多都对谢永付的角色变换之快报以同情和唏嘘情愫：“太可惜了，英雄怎么变成了抢劫犯？”，“我希望法律可以处以缓刑或者从轻处罚”等等。甚至有网民对那名举报谢永付的释放人员表示愤慨和谴责。关于此事，民意之纠结，情感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对涉事人员指手画脚。我们需要一份理性，一份担当，静静思考一下“捐肾英雄”的“成败录”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我看来，“捐肾英雄”变抢劫逃犯着实使人大跌眼镜，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旁观者，我们需要厘清自己肩头的那份责任。

      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年前的英国，有一位老奶奶，因其儿媳早逝，独自抚养几个孙子，一天，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老奶奶无奈之下偷了面包店的几个面包，被店主告上法庭。法官问她，是愿接受十五天拘留还是十英镑罚款，老奶奶说：“要有十英镑还去偷面包吗？我愿接受拘留，但我坐牢了，谁来照顾孙子呢？”这时，一位绅士站了起来，说：“老奶奶，我建议你接受十英镑的罚款。”接着拿出十英镑转身面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说：“我是本市市长，现在在座各位每人罚款五十便士，这是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要一个老人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冷漠城市的罚款。”

      具体到谢永付来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拥有严密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人性及时的社会救济机制和优质高效的公共医疗服务，谢永付或许不会冒着牢狱之灾的危险为亲儿抢劫医药费，不会在未来得及享受父子天伦之乐就将亲生骨肉匆匆交于他人抚养，更不会有今天被人举报揭发踏进牢狱的一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有社会保障机制，救济机制，有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谢永付如今应该仍是光荣自豪的“捐肾英雄”；应该也会和亲儿牵手玩耍于某个公园、某个游乐场、某个快餐厅；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谢永付们”都能拥有这样美妙温馨的时刻，都有一种作为这个社会公民的自豪感、荣誉感、安全感。

      然而，检视现实你我不无纠结。受制于落后的社会保障和制度建设，受制于诸多来不及完整和修补的“社会安全漏洞”，在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上，每天每分钟都有“谢永付的故事”在上演，而且一起接着一起，逐渐叠加凝固成你我心头难解的结，一点一点蚕食着社会肌体的“活细胞”。

      所以，我一直认为，谢永付的故事并不值得过分讨论关注。谢永付只是这个带病社会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谢永付”。既然无力挽救他人，又何不努力完美自己，完美社会？面对谢永付，我们从来都不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也不是天际一划而过无关痛痒的星辰，我们只是深扎社会土壤上的公民，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