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21日在上海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执政的生命线，是保障各项经济社会事业顺利推进的基础。在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执法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错误的执法方式和行为很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引起民怨甚至民愤，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钓鱼事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看来，我们的父母官对民怨的伸张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前不久看了鄢烈山关于《蜗居》中映现的“民怨”一文，颇有感受。09年已至岁末，在这一年里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和雷人雷语表明“民怨”的积蓄爆发是有其深层次缘由的。

     “民怨”就是民众的怨气。笔者以为，老百姓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安分守己的吃饭，工作，睡觉。没有必要自欺欺人积淀怨气。只是，老百姓自己“不折腾”，不代表外部环境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躲猫猫”、“楼脆脆”、“桥脆脆”、“钓鱼执法”、“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刁民”、“屁民”、“卵民”等等，一些单位机构和名人名官的言行却阵阵玷污民众视觉、侮辱民众听觉，刺痛民众中枢神经。一次两次，民众可以忍气吞声，三次四次恐怕民众就要开始积蓄并表达“民怨”了。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总是惧怕“民怨”，害怕“民怨”威胁其自身利益。不惜用尽手段掩盖并抹杀“民怨”，结果则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民怨”越积越大，一时手足无措，以致终究“聪明反被聪明误。”

      心理医生常常对我们自然人讲，心情难过郁闷了一定要通过第三方来释放自己心头的郁闷。同理，作为民众而言，有怨气是很正常的，社会本就是个生态系统，民众有顺心就有不如意。只是，站在政府机构的角度讲，“民怨”一旦产生，就要放低重心，努力试图寻找“第三方途径”来倾听并化解“民怨”，而不是想一些自以为是的点子“捂盖子”，更不能依靠自己优先的发言权对民众进行语言暴力和语言绑架。每个人都明白，“民怨”的释放有利于加强民众与政府机构的接触和相互信任，有利于政府机构自身的良好运转，更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民怨”的积蓄实质上是对民权的呼喊。民众需要的是和握有优先话语权的一部分人在一个平面上“促膝而谈”，不再遭受“刁民”、“屁民”、“卵民”的训斥还“有苦不能诉”。法国社会学家卢梭曾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促使民权高奏凯歌，那么人类的福祉便终是南柯一梦。”足以见得使民权“高奏凯歌”有多么重要。现代公民社会的民权往往不是那些且空且大的论述，很多时候仅仅只是期盼能有和一部分人平等对话、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已。

      从“民怨”到“民权”，虽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但内涵里需要付出的实在太多。“民怨”的产生并不可怕，试图堵住“民怨”才是真正的可怕。期待政府部门能有作为，不需要惊天动地，偶尔令民众感动一下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