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一个三轮车夫，该算是一个“劳动人民”了吧。按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该尊敬他，学习他，以他的为人行事作为自己的榜样。但生活中却又不然，他穷，他苦，他有病，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是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成了个“单干户”。——难道我们因此而鄙视他，嫌弃他，不同情他吗？作者杨绛夫妇没有这样做，这反而成为“同情落后”的一种表现吗？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我想：还是把问题想得简单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或者说是一种交情。它排除了社会地位的高低，排除了文化教养的悬殊，也排除了经济条件的差异······这种种因素，在作者与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只有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最纯粹的同情，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文章就光彩夺目了。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反过来，如果到了一个特定时期“我蹬”，“他坐”，也能照常“说着闲话”吗？——我看也行。

再比如：“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至于怎么瞎的，是生下来就瞎，还是“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会妨碍作者对他的同情，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的同情，是发自人们内心的真正的同情。

最有趣的是这个场面：经过抄家而经济拮据的杨绛，偏偏遇到丈夫钱钟书生病，由老王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当杨绛付钱给他时，他先是不肯收，后来“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问，老王的一颗赤诚的心袒露在我们面前，这也是同情，而且是极其可贵的同情。

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老王在临死前一天，还带着香油与鸡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杨绛夫妇（须知，那是鸡蛋和香油都谞=须按人按户口凭票定量供应的年代），当杨绛给他钱时，“他赶快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说这话，并不是显示自己“高贵”，而且是一种比有身份的人更难得的“平凡”。尽管他后来还是收下了钱，但这决不是交易，而是友谊的交流，是最真诚的“礼尚往来”。

老王是去世了，贫病而死，但是他坦然。作者却感到愧怍——因为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受过教育，她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弱者和不幸的人。这并不是到农村工厂去“滚一身泥巴”所能达到的境界。

世上有多少“老王”？眼前，远处；国内，国外；过去，现在，未来······数也数不清。我们决不能因其多而丧失自己的同情。世上有多少“杨绛”，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许还有，但是占知识分子或上层人数的比例又有多少呢？想也不敢想。我想：社会如果真的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老王”这样的不幸者越来越少，而“杨绛”这样的同情者越来越多。

这么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在文艺书籍中，人们说了不少空话，假话，套话，故作姿态的话，甚至痛心疾首地谴责自己的话，他们都发誓要“脱胎换骨”，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但是有几个人是从同情身边的一个贫困的不幸者开始的呢？——杨绛女士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我建议读者把此文与鲁迅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一件小事》放在一起读，也许能引发你更有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