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这一对夫妻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中外，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也不免遇到许多坎坷、磨难、不幸和痛苦。

这对夫妻一生谨慎和淡泊，故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还算不太大。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就在劫难逃了。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钱钟书的字）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几张大字报。’”——于是他们这对学者夫妇就与许多“牛鬼蛇神”一道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1969年和1970年，他们夫妇先后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就是当时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而设立的劳动基地，他们所属的“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南部的穷困地区——罗山和息县的农村。直至1972年3月。他们才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而被“特赦”回到北京。这时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也下放在工厂劳动，女婿王得一则因被诬为“五一六分子”而含冤自杀了。

1981年，杨绛女士发表了回忆性质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人们长期压抑在心中积郁的一次喷发，但作者却是用极淡的笔墨、和缓的声气、平静的心态表达出来的，这就更耐人咀嚼，更引人深思。

这固然是由于作者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火气不如年轻人大。更由于作者在生活上受尽折磨历经沧桑，思想通达，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清淡如水，却醇厚如酒，臻于化境。

杨绛的散文，是典型的女性散文，她习惯于用淡笔来写浓情，用工笔来描实景，而且不发一句议论却意蕴无穷。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这对夫妻在六十岁时遭此劫难，当然彼此更加珍惜和关怀了。在“军事化”的“干校”，即使是老夫老妻，也要编在两处，咫尺天涯，难得相会。但这个极儒雅柔弱的老妇人，却一次冒雨一次摸黑，去探望丈夫，这才有了前两次的“冒险”经历。她在记述这些经历时，似在轻描淡写地缓缓道来，有时还要扯到别的地方去兜个小圈子，但是，你细细读来会发现，她的心全牵挂在丈夫钱钟书身上。这一次次苦和累，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老夫老妻能有片刻的团聚。“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我笑着说：‘我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一个“笑”字，一个“急”字，平淡至极，却生动反映这对老夫妻的执着。人们常说，女性为了爱情可以换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这位女学者，到了老年，矮小柔弱的身躯却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真令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