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书店里冒出一本叫《负暄琐话》的新书。作者是张中行，当时没听说过，但是文笔极老练，见识极广博，思路极清晰，非同凡响。一打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老北大毕业的，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后，他当然越来越有名，成为“学者散文”的一大家。

《负暄琐话》和续出的《续话》《三话》，都以写人见长，追忆的大多是他的师友，本世纪大师级的文化人，但写得十分生动有味，从中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些大师的为人行事，尤其对他们的学识熟透了。在他忆人的文章里，也有回忆不怎么出名的人，那就是写他的亲戚、朋友，也是三笔两笔，人物的面貌和性格都出来了，而且有情，甚至情谊很重，如这篇《刘佛谛》。

人到老年，总有一个感觉：朋友是老的好。活了一辈子，总有一个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所谓“总角之交”，后来又总粘在一起，分不开，也不愿分开，见面无话不淡，不见又常常想念，比家里的亲人还贴心，还知己，而一旦先我而去，总有一种错落落的感觉——张中行先生与他的老友刘佛谛大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他的开头第一段就有情有味：“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张中行写人，十分简约，即使是好朋友，也总是拣最难忘的事写：穷学生时代是两个人一块儿炖肉吃；刘佛谛失业在家只能吃窝瓜时，居然能收到好朋友寄来的五元钱；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人自危，朋友难通音问之时，刘居然等在张中行上班的路旁，互道平安——而这就成了永别。

对于刘佛谛的死，这里写得比较简单。1996年，张中行写回忆录《流年碎影》时，对刘佛谛专门写了一章，其中说到他的死：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即刘佛谛——引者）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这个结果，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更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是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有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读到这里，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张中行也随他的好友一起去了，今日就读不到这么厚重的文章和书籍；如果刘佛谛也能坚持一下，活到八十年代，说不定也能写一点幽默诙谐的文字，给我们后辈读读。我们其实是在命运的夹缝中互通声息，所谓“浩劫”，这两个字的分量真不小啊！

张中行行文十分流畅，如同说话一般，款款道来。他说过：“写文章就是写话，把话写下来就是文章。”读他的文章就似乎在听他说话；当然，因为他是一位文人，书读得多，句子也就古雅些，精炼些，但是他的声、腔、气韵都浮动在文字之上，所以他的文章是要放出声音来读的。不读，是死的文字；一读，就成了他的话语，读得多了，能发现他的语言习惯，即他的行文风格。久而久之，就有听熟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了。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璿），字罕用。河北香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