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近日，有市民反映，根据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规定，阅读该阅览室图书需要具有研究生及以上文凭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研究人员。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是有此规定，但目的是为了保护古籍等历史文献，减少使用频率。（《北京青年报》4月19日）
    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的书籍，作为公共资源，理应一视同仁地向公众开放，以让感兴趣、有需求的读者机会均等地进行阅读、利用。而历史文献阅览室门口立有公告牌，标明只“接待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不能不说，是种赤裸裸的学历歧视或职称歧视。
    众所周知，读书、治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读书关乎兴趣，而与文凭或职称并无必然联系。具有研究生及以上文凭或者具有中级以上职称者，若是与专业无关或没有兴趣，也并不会去阅读历史文献阅览室的古籍；而对历史文献阅览室的古籍发生兴趣，却也并非就一定会具有研究生及以上文凭或中级以上职称。
    说是出台此规定的目的，在于“为了保护古籍等历史文献，减少使用频率”，此说也并不能成立。其一，既然这些书籍是给人使用的，何以在具体措施上不能“一碗水端平”？其二，即便退一步来说，善本古籍因为很珍贵需要特别保护，但历史文献阅览室所藏的，除了善本古籍，也还有普通古籍、影印古籍、古籍全文数据库等等，那些书籍却又凭什么也不允许让非研究生及以上文凭或非中级以上职称人士一睹？
    若是放宽视野来看，其实，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也是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的一大重镇。因而，从学术平等、自由的角度来说，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也理当抱持“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开放态度。
    这不禁令人想起著名学者金克木的求学经历。金克木的文凭，只是小学。他在《风义兼师友》一文中曾写道：“1930年秋天我来到当时的‘故都’北平……我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图书馆……我几乎是天天去，大开眼界，补了很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由此，这位泡馆迷，一路走向了香港的“冯平山图书馆”、桂林的广西图书馆、杭州的浙江图书馆，乃至缅甸的仰光图书馆、印度加尔各答的“帝国图书馆”……一心向学，潜修不辍，终成一代东方学大家。
    这也不禁令人想起同样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童书业。他也是只有小学文凭，1934年，他还泡在浙江图书馆，潜心钻研上古史，并受惠诸多；史学巨擘顾颉刚读到他的《虞书疏证》以及发表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的对自己著作《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的评论，十分激赏；由是，次年援引他到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助教，站到了大学的讲坛上。而童书业，最终也成为一代先秦史泰斗。
    若是金克木、童书业再世，莫说研究生及以上文凭了，才只小学文凭，岂不是要给阻截在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的门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