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共界别小组讨论会后，列席此次大会的广东省政协主席、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并就深圳机动车为何突然限购这个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王荣表示，这应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这可能也是所有大城市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希望大家更多地给予包容和理解。”（《新京报》3月11日）
    深圳不是第一个搞机动车限购的城市，其之所以受到的批评声最为强烈，一是太突然——从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限购公告，到正式实施限购，相隔仅短短20分钟；二是出尔反尔——深圳官方曾多次明确表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就在发布限购令一周之前，深圳市交委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说“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岂料不仅学了，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今年1月，广东省法制办启动对深圳限购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深圳官方应该对限购这一做法有了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王荣书记抛出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论。王荣书记称，如果不限购，到时大家出行不便，甚至全面拥堵，政府同样会面对广大市民的批评和质疑。言下之意，在两种批评之间，限购遭到的批评似乎更可以接受一些。
    显然，有两个逻辑是需要厘清的。一是，公众批评限购，不是批评限购本身，而是批评政府的具体做法。比如，限购这样一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公共事项，为何没有经过公开论证，听取社会的意见？公共政策的出台为何不给市民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从出台到正式实施仅仅20分钟，以“突袭”的方式让市民措手不及？如果说面对机动车的急速增长，限购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以更公开、更透明、更合理的方式来实施限购政策，显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其二，出行不便、城市拥堵，市民肯定会批评政府，但这种批评指向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对于政府来说，这种批评很正常，也很普遍，政府在很多公共管理问题上都需要面对。而政府搞突击限购，师出无名，于法无据，则涉及行政违法和权力滥用，这是触及施政底线的原则性问题。两种批评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更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是不是说政府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前提就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视法律为不可突破的底线要求。必须承认，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人治”可能在短时间内表现得更有效率，很多时候出发点也并不坏。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语境下，亟需城市决策者拿出决断力的“不得已”的情形很多，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考验主政者的法治思维，越是能显示一个城市的法治成色。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大多数公共事务都需要付诸耐心和定力，如果一遇上“不得已”的情形就任性而为，那么依法行政就成了一句空话。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新增条款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据此认为，限购、限行等限制公民权利的规范性文件，表面看起来有道理，但从法律上讲，实际上违反了“职权法定”原则。希望这部即将出台的法律修正案能够管住权力任性的手，也希望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们对权力的边界有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