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飞

    大学校长该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采访中，一个颇引人关注的插曲是，在记者问“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时，龚克回答道：“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新京报》3月10日）
    记者与龚克校长之间的这一问一答，十分有趣。有趣就有趣在，尽管看上去龚校长的内心不认同这种做法，却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既定的现实。丢人归丢人，该加还得加。其中隐含的潜台词是，对于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即便是一校之长也未必能做得了主。好在身为教育者，龚校长还能保持一种难得的清醒意识。
    梁文道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所结识的一些内地文化人的名片上常常印有“国家一级艺术家”之类的头衔，这让他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不是荣誉虚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才能享有相应的待遇。大学校长的称谓后面加上一个“副部级”，道理基本类似。校长的后面加上什么样的级别，往往还决定了大学争取教育资源的能力，级别越高，所能获得资源就越多。
    说起如今大学的种种弊端，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学行政化、衙门化色彩过于浓厚，而“副部级”就是而大学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副部级校长，表明校长既有教育者的身份，也有官员的身份，其办学理念必须带有官僚意识，而无法完全按教育规律办事。副部级校长，还表明校长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学和教育中去，还必须时常委身于官场之中，应付各种应酬，出席各种会议，甚至要学会一套官场生存哲学。更重要的是，副部级校长，还表明对于大学校长的考核评价体系是行政化模式，这将导致校长更多是对上级负责，按上级的指示办事，而不是对学生和教职工负责。
    这样一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型校长，而不是教育家校长；校长们只会越来越迷恋于权力，而不是学术。大学精神只会越来越萎缩和退化，而不是进步和彰显。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刘忠范院士表示，大学校长更换太频繁，学校根本没有参与余地。如果更换校长学校都没有参与余地，还能到哪里去找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校之长需要靠行政级别来显示存在感，的确很“丢人”。大学是教育和学术之地而非官场，校长应是教育家而非官员，两种身份混杂在一起，让我们的大学看上去不伦不类，教育也因此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