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日前，广州市从化鳌头一农村发生荒诞一幕，五人乘面包车在农田和村边放生上千只坑渠老鼠，一时间老鼠到处乱窜，当地村民发现后，上百村民围堵放鼠人。放鼠人坚称，自己做善事，求赎罪放生老鼠。当地村委会已鼓励村民自发灭鼠，农业部门也送去老鼠药，希望尽快捕杀这群“不速之客”。（《广州日报》11月16日）
    我国一些民间历来有放生积德的传统，体现了对生命平等的敬重和慈悲的精神，发展到今天，更是被赋予了人与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新蕴意，某种程度上表征了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因了这份善意与正义，近年来民间大规模放生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但是，与放生其它野生动物背后存在的动物捕捉、买卖、甚至致死的伦理争议不同，深圳此前出现的放生毒蛇，以及今次广州发生的放生老鼠，需另当别论。
    善意需要善行，相反，并不是所有被赋予了“高大上”意蕴的由头，都可以演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善行。就如同，人们不能以慈善捐赠的名义行诈捐之实，或者有意将积压霉变的食品捐给受助人。如果承认上述行径已经背离了慈善与救助的本意，那么就应该承认放生毒蛇、老鼠等行为，也脱离了放生的原点。
    从人性自私的一面考量，抛弃了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尊重公序良俗的放生，不过是完全为了满足个人的某种内心诉求而肆意妄为，称其为是文明与道义幌子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为过。而从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的社会层面观察，放生毒蛇也罢，放生老鼠也好，根本上与行善的放生行为已南辕北辙，甚至可称其为行恶。
    行善的放生行为，自我把持不好，就有可能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相关法规；而行恶的放生行为，则不仅仅止于此，譬如在城市放生毒蛇、在村庄内放生老鼠，最起码恐已涉嫌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探究的话，根据性质不同，也可能要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是对不特定的他人导致损害，按照民法通则的归责原则，基于放生者的主观过错，就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此来看，行恶式放生会涉及到多重法律风险。
    但揆诸现实，对行恶式放生鲜有依法处罚的判例，往往停留于舆论的道德谴责与批判，从而任由其游走于“法外之地”的地带。无论多么美丽的始点初衷，都不能成为危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借口，法治叙事时代，需要对不羁的放生行为予以规范，更需要对行恶式放生依法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