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在陕西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他们领到的是一个黄牌，上书“最后一名”。据了解，渭南市考核办从2012年开始，每季度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并对项目考核成绩前三名颁发红牌，对成绩较差的最后一名颁发黄牌。
   “考核的项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是牵扯到全市经济发展和民生的大事。”渭南市考核办考评科一位负责人介绍，为各县市区颁发红黄牌的目的主要是督促、激励，有的县市区在会上领取了黄牌后，领导会感到不好意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铆足干劲，争取在下一季度取得好成绩；该措施实施后，取得的效果比较明显，连续两季度领取黄牌的区县基本上没有。
    《华商报》10月24日

慎重点赞“最后一名”奖
邓海建
   
    止慵治懒，正当其时。从管理学来说，正负激励机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负性激励，一来有伤尊严的面子，二来折损了权力羽毛，在政绩考核中，属于权力问责的惯用方式。看起来，渭南颁发“最后一名奖”的举措，确实初衷可鉴，动真碰硬，无惧晒丑，比之于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显倒逼之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者，据说此举措2012年就已实施，而最大的效应是——“有的县区在会上领取了黄牌后，领导会感到不好意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铆足干劲”。换句话说，这是以羞辱的方式，刺激主政官员的道德底线，藉此唤醒行政自觉。排排名，分分牌，懒政与不作为果真就能烟消云散了？假如没有问责，以官员的耻感来规制其行政作为，未必靠谱。
    二者，这“最后一名”奖，尽管没有搭车淘汰机制，但逻辑核心与末位淘汰制一脉相承。这里有两种情形：大家都怠于履职，也会有最后一名；大家都积极作为，还是会有最后一名。就譬如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每日生产100个面包足以完成任务，那么，就算所有人都超过这个定额，还是会有“最后一名”出现。同样，考核政绩，应该有稳态的尺子，拿制度的尺子去丈量，只要尽责尽力，就算最后一名，那又何妨？
    类似的创意，其实也不鲜见。2009年，河南省检察院为了督促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彼时，这种做法遭到一片非议：“计件反腐”，跟罚款指标有什么区别？
    因此，对“最后一名”奖有必要慎重点赞。对于公众来说，真正值得实施和推广的做法，不一定非得在“最后一名”这样的形式上下功夫，而是考核应当更多倾听公众的意见。若是公众普遍不满意，纵得“红牌奖”又有何益？反之，若是公众满意的单位偏偏获得了“黄牌奖”，又拿什么来服众？

要找到“最后一名”的成因
张剑

    只要涉及排名，就会有“最后一名”。如果我们不从实际出发，去考量“最后一名”之所以是“最后一名”的缘由，那么，给落后者颁发“最后一名”的黄牌，也就丧失了它的惩戒和鞭策意义。
    不可回避的是，一些县市区之所以会拿到“最后一名”的“殊荣”，除了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态度和履职能力可能存在问题外，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县市区的经济基础、发展环境与拿到红牌奖的县市区相比客观上有较大差距。假如忽略了这一因素，就将各个县市区置于同一标准下进行考核，那么，考核结果未必就能说明问题，还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比如基础薄弱的的县市区怎么努力也难以和基础较好的县市区竞争，为了避免下一季度的考核落入“最后一名”的尴尬，就有可能会通过伪造数据等方式来获得考核名次的提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不是设立“最后一名”奖项的决策者愿意看到的。
    其实，还有一些比颁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造成某个县市区拿到“最后一名”的原因，要厘清它的落后是因为经济基础、发展环境的掣肘，还是因为相关职能部门履职不力。如果是前者，则要在借鉴其他兄弟县市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其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改进方法，以期在下一季度的评比中取得进步。而如果是后者，就需要将问责落实到具体的部门以及相关负责人身上，而不能仅凭一面“最后一名”的黄牌就将具体责任者的责任所遮蔽。
    另一方面，则是在考核指标上要尽量完善相关细节，考虑到方方面面，不宜搞数字上的一刀切。比如在财税工作方面，如果拿富裕的地方与贫困的地方进行对比，结果给相对贫困的县市区发个“最后一名”奖，这明显就是有失公允的。这一类工作评比，比的应该是“变量”而不是“定量”，假如某个县区市为追求税收总额排名靠前，对该减免的税收不减免，对不该收的税也收，就不是民众之福了。

紧盯“最后一名”才能弥补短板
普嘉

    有的人会说无论怎么努力都会有“最后一名”出现，黄牌惩罚“最后一名”有些不公平。这话乍一听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这个评比每季度一次，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要肯努力，这次的“最后一名”下次没准就是第一。
    一座城市对县市区的各项工作进行考评其实很普遍。拿昆明来说，今年3月17日启动“城乡清洁工程·清洁城市行动”，施行期持续到2015年12月。对昆明5个县区和3个开发（度假）园区进行严格的“城乡清洁大考”，每周公布考评结果，并根据每月评分值实施奖罚。虽说不像渭南市这样发红牌、黄牌，但直接跟经济利益挂钩，奖惩力度比晒优秀或羞辱更大。昆明的城乡清洁考评包括管理机制、市容市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行政执法等方面，从城乡清洁周评比来看，很少出现某个县区长期独霸第一名宝座，也没有一直垫底的情况发生。正因为有了激励机制，让昆明清洁指数提升，受益的终究还是老百姓。
    经济学上有个“短板效应”，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生活在一个城市，人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在某个区域，市民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县区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另一个县区存在较大差距。一座城市干不干净要看最脏的区域，同理，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也要看“黄牌”区域，只有紧盯“最后一名”，找到并弥补差距，才能得到总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