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陈伶娜

   日前，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对1952～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0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最新追踪调查及研究分析。报告显示，在高考状元志愿选择中，就读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赚钱”热门专业的人数最多。（《京华时报》6月19日）

    状元最爱“赚钱”专业，这样的报告结论，难免引来非议。似乎让人们觉得，高考状元们都长了一副“势利眼”，状元光环多了一圈庸俗的阴影。

    调查报告显示，选择经济专业的高考状元最多。无独有偶，曾为笔者高中同桌的当年度省文科状元，所选专业便是经济专业。不过，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她选择这个专业是理所当然、不乏理性的，她付出了最大且最精巧的努力，得到了全省最高的分数，在有能力去选择的前提下，当然是要选国内“最高”学府的“最好”专业。换言之，倘若不是对未来有着明确的预期，其他任何人成为高考状元，也可能“毫无个性”地作出这样的选择。

    说到底，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高考状元的“最爱”，不过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和折射。为何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只有一名毕业生？为何农学专业没有一位状元报考？在商业社会中，商业精英成为世俗者眼中成功人士的典型，财富更是和权力一道，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在一个刚成年的高三学生眼中，对于未来不会有太清晰的认定，因而大多数人便是遵循了这一世俗标准。尤其，当他在面对大学专业选择无所适从时，一些“热门专业”盘点、大学专业排名、“红黄绿牌”区分，便成了他们及家长选择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年度最赚钱行业”、“富豪榜”、“名人榜”，都或多或少地将一段可能的璀璨人生与经济类行业关联，而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学专业，是可能离这种人生最近的桥梁。

    除了自身“钱途”考量，未来就业的压力，在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下，高考状元“向钱看”或许也算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做法。这便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社会意识在年轻一代“致未来”时刻下的印记。

    同样的，当武汉外国语学校500余名高三学生筹资近10万元举行毕业晚会，以西装旗袍、走红毯的方式“致青春”时，也不难看到这样的印记。近年来，致青春系列题材频频被搬上荧屏，诗歌可能是某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摇滚可能是某一代人的青春狂欢，读懂了他们的青春符号，再用同样的思维来理解“10万元办高中毕业晚会”，便不会再觉得是离经叛道。500余人凑10万元，人均200元的支出，也算不上奢华。而且，这又是一所外国语学校，或许多了些西式教育，在一些外国电影中，高中生毕业晚会也颇为常见。更何况，在各行各业习惯于用各种典礼、晚会庆祝或纪念什么时，学生们效而仿之，又岂能一味地诘责。

    当我们大多数人循着世俗的标准经历当下和选择未来时，要求价值判断尚初步形成的高中生脱俗，难免苛刻。当然，强调在时代语境下来看待高中生的“致未来”与“致青春”，也并非就表示这种存在完全合理。在大多数人对热门专业趋之若鹜，随波逐流地追求功利化的未来时，同样也需要“一个人的毕业照”中那样的女孩，有独立判断，坚守初心；当95后以盛大、繁华、热闹的方式纪念青春脚步时，也有80后大学生以出家为青春落幕，以及诸如海南鹦歌岭的大学生护林队成员那样，将青春付与绿色，甘于寂寞、安于淡泊。

    关键是，从高中生的“致青春”与“致未来”方式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社会整体氛围的人文与物质比重，反思教育产品中独特与个性的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