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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土木工程分会上，仇保兴应邀发言，这也是他于6月5日正式卸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就城镇化发展规划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6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

    通读全文来看，对仇先生的“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是不能简单地断章取义的。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农民进城的隐忧，不如说是对“小城镇化”的深切期望：那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小城镇的就地城镇化，以规避农民进城所引致的社会问题。

    现实而言，无论是从制度设置还是城市包容现状来看，对农民进城的不欢迎甚至排斥，依然清晰可见，在诸多城市管理者的逻辑里，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依然是一种坚硬的认知。个中既有二元体制下的观念延续，也有城乡不对等下的形象偏见。

    从一种社会现象来说，农民进城是一种资源的有机流动，当然，这种流动本身也映射了现实背景下的资源分配不对等。资源的不对等，可能因为自然禀赋，也可能因为制度设置，更可能因为治理模式。从更现实的背景来看，农民进城，其实本身也是对社会分工的丰富和建构。从这一点讲，农民进城与贫民窟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

    当然，当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成为不争的现实，当二元体制已经足以构成逼仄的对立，那么农民进城的确可能引致贫民窟的出现，这是现实大背景下的必然，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所谓贫民窟，只是一种生存态势下的呈现，每一个进城的农民，都是抱着一个城市梦想而来的，这应该是他们不可被剥夺的发展权和选择权。当然，它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暗伤，但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所需要着力的不是刻意抹掉，而是对此种“生存态势”的改善，让资源分配、制度设置更趋于公平和正义。

    从贫民窟到贫民窟病是有距离的，并不就是说存在贫民窟就染上了贫民窟病，而这种病症的出现，更需要警醒的，恐怕不是农民进城本身，而是城市经营本身。如果因为城市公共管理的短板，就去责难农民进城，这是一种缺乏担当和智慧的表现。就此而言，“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可谓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它应该成为一句善意的提醒，而不能成为阻断农民进城的理由。与其隐忧贫民窟病的发难，不如去落实进城农民的权利。无论如何，中国的城市化都不应该是一场对本就孱弱的农民的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