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侵害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太低！”李克强强调，“要通过修法，给予他们最严厉的处罚！”（《新京报》5月15日）

    之所以必须对于侵害食品安全行为，实施最严格的处罚制度，除了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公众“舌尖上的安全”之外，另一个重要背景还在于，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现行的处罚制度仍显得不够严格，尚不足以产生“以儆效尤”惩罚效果。正像李克强总理指出的，“侵害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太低”。 

    对于各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究竟应该构建哪些最严格的处罚制度？实际上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针对违法食品经营者的最严格处罚制度；另一方面，在监管环节，针对食品安全监管失职渎职的最严格处罚制度。 

    依据去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及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该说，针对食品经营者的最严格处罚制度，确实已经十分严格严厉，明显改变了“违法成本太低”问题。比如，针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等行为，《送审稿》将处罚标准由“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大幅提高到“处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在惩罚性民事赔偿方面，《送审稿》在保留现有10倍价款赔偿基础上，增加规定“可选择损失3倍的赔偿金”。同时，针对生产销售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量刑定罪问题，两高《解释》也进行了全面的严格细化，如明确，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即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但与此同，也应该看到，在食品监管环节，针对监管渎职失职的处罚制度还存在不够细化明确的问题。众所周知，《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新增了“食品监管渎职罪”，但这一罪名的具体适用和量刑定罪标准究竟是什么，却一直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细化。 

    而很大程度事实上，正是源于入罪“门槛高”的问题，尽管“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已生效多年，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适用案例却非常少见。这正如此前《法制日报》报道曾指出的，“全国各地都鲜有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案例出现”。

   食品安全既是“生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各级政府保障食品安全守土有责”。这种背景下，如果专门针对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不能得到普遍适用，甚至长期“被束之高阁”，显然不仅不利于构建全面完整的“最严格食品安全处罚制度”，也不利于食品安全被有效“管”出来、充分落实政府部门“守土有责”的监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