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扔垃圾、抓手当单杠玩体操、脱鞋‘透气’、座椅当沙发、车厢内‘甩米线’……”4月30日昆明地铁入城以来，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市民在称赞快捷便利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吐槽了地铁里的不文明现象。地铁“不文明行为”在各大城市屡遭曝光，一定程度上事关国民素质，是否该立法规范？是否该重罚惩治？若非如此，对于地铁“不文明”如何治？

地铁“文明轨道”需要制度铺就
孙维国
    有人曾感叹，美国的法律法规多如牛毛，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有明确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了的后果。殊不知，正是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才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使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文明素养不断提升。由此及彼，我们的地铁“不文明”固然与公民素质有关，但如果局限与此，只强调公民素质，显然并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这是因为，素质不是天生的，提升素质关键在后天培养，这就需要一以贯之的教育，更需要共同遵守的制度约束。换言之，地铁“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如此普遍，除了与公民素质有关，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规则缺失。举一个现实例子，此前有媒体报道，内地客港铁上吃泡面事件在香港引发了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内地人素质是不是没有香港人高？
    对此，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内地客港铁上吃泡面，非素质差异，而是制度差异。据报道，按照港铁附例，任何人不得在港铁付费区内饮食，即入闸后所有范围，包括月台及车厢等，否则可罚款2000元。这一规定，在香港是一项人尽皆知的制度，正是在这一制度的长期约束下，香港人才养成了自觉遵守这一制度的规则意识和习惯。但对于许多内地国人而言，还相当陌生，甚至根本就不了解。
    于是“文明差异”就产生了，但根源是“制度差异”，而非素质差异。所以，我的观点是，根治地铁“不文明”现象，除了宣传教育、积极倡导在“公共场合勿忘自我约束”的同时，更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要广泛征求民意，制定详细的地铁文明规则，违反规定就接受相应处罚。让乘客文明乘坐地铁，也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文明轨道”予以约束，才能让文明规则深入人心，确保文明“不出轨”。

宣传引导加必要处罚 软硬兼施
朱慧松
    地铁为市民出行提供了很大便利，同时也应是城市里的流动风景线。不文明现象层出不穷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确有部分乘客是素质不高，欠缺公德意识，在公共场合不拘小节，另外也有未成年人因为淘气而做出不文明之举。同时这也说明有关方面的管理工作还没有完全跟上。
    应对地铁“不文明”，首先还是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力度。这不只是哪一家单位的事情，地铁入城是昆明的一件大事和骄傲，文明乘坐地铁也应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展开全民讨论，在宣传方式上做到“土洋结合”，通过社区宣传栏、网站、微信、微博、媒体等多种渠道展开宣传，还要经常走进社区，深入企业和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让孩子掌握安全乘车常识，成为一个文明小乘客。而在车站和车厢里更要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文明宣传，如张贴醒目的文明小贴士，通过车载广播进行文明宣传，开展“地铁文明随手拍”，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明意识深入人心。
    当然，即便宣传力度再大，必要的处罚也少不了。可从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尽管也有相关管理规定，但并未落到实处，不文明者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自然我行我素。有关方面应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出台更加“接地气”的管理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规定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而要真正落到实处。要加大巡查力度，对于地铁不文明者，要及时劝阻，如果劝阻无效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倘若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还要进一步追责。同时还可以采取公开曝光、通报单位之类的处罚方式。
    相信这样软硬兼施、先礼后兵，地铁“不文明”现象会大幅减少。
   
为文明立法不可“求全责备”
付彪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和行业在围绕是否为“不文明行为”立法上，从来都争议不断。比如，去年6月，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就引发了公众的热议。有论者批评，“法律是纯粹理性的，人却充满着感性，对感性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不使用惩罚，也能减少和杜绝坏习惯。”
    城市中不文明的现象可谓不少，当道德规范不足以约束个人行为时，立法解决的呼声日渐强烈。应当承认，并非所有不文明行为都要立法，并通过行政处罚来促进认同；同时也要看到，许多不文明行为其实早已“入法”，只因执行难，事实上仍处于“法不责众”的状态。
　　具体到对地铁“不文明行为”的治理，笔者以为，需要立法规范，但不可“求全责备”。这就要求立法部门要广泛征集民意，哪些“不文明行为”需要法治明确、严厉惩罚，哪些行为借助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就可解决，而不需立法处罚。就是说，为“不文明行为”立法，必须科学划清边界，而不是什么都往“法”里装。比如，随手扔垃圾、脱鞋‘透气’等，属于个人陋习，以倡导为主就可解决，无需严厉的处罚；而对于像抓手当单杠玩体操、车内抽烟等行为，则需立法规范并施以重罚。
　　总之，为“地铁文明”立法，需要有关部门深度辨析与博弈，切实把握立法的边界，毕竟，我们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而是希望在刚性约束下公众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