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河南开封市民江帆欲到中央巡视组河南驻地反映问题时，被开封警方半路截回。随后，警方依据一份4年前的《处罚决定书》将其拘留9日。日前，做出拘留决定的梁苑派出所所长陈广清告诉早报记者，“确定目前是依据2010年的《处罚决定书》对江帆进行拘留。因当时没有执行，我们现在补充执行。”对于为何4年来一直没有执行，陈广清称不方便说。（《东方早报》4月23日）
    公安机关做出的《处罚决定书》具有法律效力，警方在有条件执行的情况下而未执行，并且一拖就是4年，这很值得玩味。警方决定执行的时间不早不晚，偏偏选择在被执行对象准备到中央巡视组河南驻地反映问题的当口，以拘留之名行截访之实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一语道破天机：目前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存在的一种潜规则，部分基层公安机关先把处罚决定放着不执行，一旦被处罚人“不听话”就立即执行，“这就像是设置一个‘小辫子’，逼迫被处罚人就范。”
    这类似于一种“钓鱼式”截访，上访的民众是“鱼”，一份可执行可不执行的处罚决定就相当于“饵”，而地方政府则是那个手持鱼竿的人，一旦发现“鱼儿”不听使唤了，便迅速拉起鱼竿，一举拿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截访、息访，可谓殚精竭虑、方法用尽。我不知道这种“钓鱼式”截访是不是继关小黑屋、办学习班之后的又一“制度创新”，但从技术角度看，确实高明了不少。相比于关小黑屋、办学习班等简单粗暴的截访形式，“钓鱼式”截访虽有程序上的瑕疵，但很难找到法律上的“硬伤”，截访者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在“依法办事”。而在执法成本上，“钓鱼式”截访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风险可控，且隐蔽性更强。
    然而截访毕竟不是做一道智力题，它涉及公民的权利，涉及法律的尊严，更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因此在“技术”上越是高明，越是凸显出问题的严重性。
    一方面，上访是民众的合法权利，更是合理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制度通道。如果地方政府不去主动解决民众的诉求，反而是想方设法地通过截访的方式压制和阻塞民意，就相当于知法犯法，侵害了民众的权利。
    另一方面，从去年5月开始，国家信访局已经暂停各地的信访排名，不少地方也相继取消信访考核。如果说以前地方政府截访还是出于政绩考量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后顾之忧。在这样的现实下，地方政府如果还是“上访不息，截访不止”，那么就只能理解成地方政府对自身执政行为缺乏足够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截访乃是一种“自我保护”。
    从报道中可知，开封市民江帆是一名有着近20年上访经历的老访民。早在1997年，她就因持续上访而被开封市教委委托的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此后，法院判决鉴定无效，并要求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开封市教委为江帆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同时赔偿江帆精神抚慰金2万元。一个健康的公民何以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相关政府部门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疑问需要一一还原真相。截访可以堵住访民之口，却无法堵住公平与正义的流失。
    更加值得追问的是，如果这种“钓鱼式”截访已然成为某种潜规则，那么还有多少民众被堵在上访的途中？还有多少民意诉求半路夭折？这是一个有力的提醒，提醒中央巡视组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群众，由此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