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

     车主韩女士超载的卡车被惠州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扣下，按照最新处罚标准应罚款2万元。26日下午，情急之下的她在该局会议室喝下了自带的农药，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很同情她们，但这是违法行为，要是不处罚就会有更多人超载。”该局相关负责人一句话道出了双方的无奈。（《南方都市报》3月28日）
    河南永城市发生超载车主喝农药自杀事件尚未从脑际消散，惠州市超载车主喝农药抗争事件，再度将超载执法推向了舆论的焦点。在这场情与法的较量中，感同身受的舆论很容易偏向于喝药者的一方，处于情绪化和对立化层面。情大于法的偏见，少了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判断。
    自焚式抗拆，喝药式抗争，医闹式维权，似乎只有走这样的极端，才能实现最后的诉求。问题在于，医闹和喝药很难获得法律本身的保护，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诉求，最后收获的可能是苦果。当然，不否定“罚款式治超”的原罪性。但这些都应与喝农药的行为分开来看，问题可以声讨，但喝药抗争也不能纵容。否则，非理性维权就可能放大，并形成一种强大心理暗示，结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便会成为潜意识。
    法外也应有人情，但前提是这种人情必须合法。法律是最后的底线，也是保障个人权利最后的屏障。如果因为情绪化或者利益取向，而对行为本身的合法与非法性熟视无睹，用同情去支撑喝农药式表达诉求，既是个体之伤，也是整个社会之殇。情与法应当区分来看，可以对喝药者的处境给予同情，却不能据此而免于法律处罚。
    相信在任何理性而成熟的社会，都不可能因为同情个体遭遇，而对法律执行无端指责，对理性的劝导有意刁难。超载与喝农药本不应同时上演，也不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