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3月16日，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广州日报》3月17日）
    从2014年1月28日启动弃婴岛项目以来，广州市福利院已接收弃婴262名，这些弃婴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弃婴人数在短期内的急剧增加，带来了医护人员短缺以及医护管理、疾病控制方面的诸多问题，使得福利院处于一种超负荷运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暂停试点是一种无奈之举。
    广州市设立的首个“婴儿安全岛”投入使用仅10天时间，即接收33名弃婴。这一现象迅速引发了争议，有观点认为设置弃婴岛会变相鼓励弃婴行为。如今，弃婴岛暂停试点，是否正好佐证了这样一种看法？其实相反，“弃婴数量超出承受极限”恰恰证明了弃婴岛的必要性，以及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必须厘清的一点是，先有弃婴，而后有弃婴岛，而不是相反。设置弃婴岛之后，弃婴现象明显增多，只不过是把被遗弃的婴儿从暗处放到了明处，从分散的状态变得更加集中。更准确地说，是把被弃婴儿从没有生命保障的危险处境中拯救出来，给予他们以活下去的希望。这便是弃婴岛的最大价值所在。生命至上是最高的价值伦理，在生命面前，过度的理性和功利性思维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
    广州市“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而暂停试点，真正让人思考的是：如何在托举生命的同时，从根本上减少遗弃婴儿的行为？设置弃婴岛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严格说来，由于资源有限，这很难成为一种常态的制度性救济，而只是一种针对个案的应急、补充性的救济。说到弃婴岛，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黄万军有一句名言：“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这既是弃婴岛的价值亮点，事实上也是弃婴岛的尴尬和困境所在。如果不从根本上减少弃婴这种行为，以弃婴岛现有的资源配置和容纳能力而言，它将一直面临“承受极限”的问题。
    弃婴岛的设置，让公众和舆论的目光聚焦于弃婴现象，但事实上，解决弃婴问题，已经超出了弃婴岛的能力范围。因此，必须走出弃婴岛来讨论弃婴问题。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抚育部主任冀刚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设立的弃婴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很多家庭担心因病致贫。这个统计清楚地表明，弃婴既是家庭伦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覆盖范围，让病残儿童享有制度性的医疗救助和起码的生存环境，才有可能减少弃婴行为。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弃婴岛弃婴骤增只是临时难题，尽快建立城乡一体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迫在眉睫。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制度方向，但公众更想知道的是，如此迫在眉睫的事情，何时才能从梦想走进现实。因为每耽搁一天，那些病残儿童就会多一份危险。
    如果把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作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弃婴岛充其量就是一只救生艇。救生艇固然不可或缺，但人们更加期待的是大船的扬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