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日前甘肃省榆中县警方对“1·4”聚众哄抢橘子案进行了查处，4名积极参加哄抢者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还有30人受到批评教育。但至今无一名哄抢者退赔，也没有人自首。（《新京报》1月12日）
    “哄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这起事件之所以在众多类似新闻中脱颖而出，为公众所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警察开了枪——由于现场秩序混乱，参与哄抢的村民不听劝阻，维持秩序的民警不得不鸣枪示警加以制止。就这样，也没能避免6万多斤橘子变成2000多斤。
    民警该不该开枪，值得商榷。但是，为了值不了多少钱的几斤橘子，竟然无视货车司机的哀求，甚至逼得民警不得不鸣枪示警，亦可见得当时的参与者对哄抢是有多么的热衷和痴迷。失控的不仅仅是场面，还有一些人的心态。
    对于一再发生的哄抢事件，有人用“拿生命来哄抢”来调侃，有人说是爱占小便宜的国民劣根性使然，也有人说是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表现。但归根结底，“哄抢”是一个严肃的法律命题。
    法律上对“哄抢”行为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就有“哄抢公私财物”的规定。因此，“哄抢”至少是一种违法行为。而如果情节较重，譬如聚众哄抢，或者哄抢价值较大的重要物资，则适用于《刑法》286条关于“聚众哄抢罪”的规定，属于一种犯罪行为。此案中，34人受到行政拘留等不同程度的处罚，既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教育和提醒。
    “哄抢”既有违道德，也有悖于法律，为何还是有一些人热衷于此种行为？人们习惯上将之归咎为“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就是说，参与哄抢的人并非不知道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对的，但是大家都在抢，不抢就会觉得吃亏，抢了也不会有事。很多时候，甚至抢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抢”的这种参与感和满足感。更因为参与者众多，个体的“小恶”很容易被一种集体行为所掩盖，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这与“中国式过马路”之类的现象非常相似，通常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讲究面子，做坏事往往会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当一个人做坏事变成很多人同时在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再大的问题往往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所有的罪名都由“集体”来担着，而“集体”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称谓。
    进一步分析，“法不责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事实，它所呈现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哄抢事件曾多次发生，但很多情况下都只停留于道德谴责层面，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跟进。正是这一再的纵容与退让，造成了今日哄抢者与民警对恃的尴尬一幕。民众对法律会有一种心理预期：既然以前都没事，这次当然也不会有事。
    法律就应该是刚性的，一旦出现较大的弹性空间，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就会打折。不可否认，对于哄抢行为在执法上网开一面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执法成本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法律的人性化一面。一般来说，参与哄抢者往往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但我认为法律的人性化不能简化为执法尺度的不同，不能破坏法律的公平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强者还是弱者，法律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一些有权有势者钻了法律的空子，就反过来对弱势群体加一点同情分。法治社会不应该也不能有“法不责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