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有关部门还将确立“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新京报》11月11日）
    信访排名是典型的“好经歪念”。从制度设计上说，信访是司法之外的一种解决群众问题的制度化救济路径，特别适合当下基层矛盾多发频发、社会形态复杂多元，以及司法资源不足的国情。然而由于信访排名的存在，地方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和升迁直接与群众上访数量挂勾，从而导致一些地方信访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拦访、截访，解决问题成了制造问题，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
    在这场“我上访，你拦截”的信访大战中，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群众有诉求，在基层解决最为理想。然而由于某些基层政府截访丧失了民心，民众只能频频越级上访，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并且矛盾被扩大化。而为了截访，基层政府必然付出大量的维稳成本，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解决问题本身的花费。以“上访妈妈”唐慧为例，据报道，近六七年以来，湖南基层政府花在唐慧一个人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上百万元。
     取消信访排名，无疑是信访制度改革的大方向。但笔者并不认为，仅仅取消信访排名，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有必要指出的是，信访排名虽然被各地普遍采用，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法律和制度依据。2005年正式实施的《信访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制度的本意是要强化问责，然而在现实中，“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却异化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这表明信访排名并非制度之错，而是量化考核体系下的产物。
    所谓量化考核，简单来说就是评价地方政府和官员时，不考虑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技术含量，单纯以数字论英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唯GDP至上”。量化考核的优势是直观且便于操作，但显然这是一种懒政，在执行中往往会偏离考核的本意。一方面，量化考核很容易造假，在巨大的考核压力下，部分地方政府会有可能瞒上欺下，在数字和指标上作手脚；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政府工作本末倒置。以信访为例，政府的职能在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而现在上级只要求控制上访人数，这种错位必然会激发下级政府截访的冲动。
    在量化考核体系下，取消信访排名将直面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没有替代制度，今后如何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信访工作方面的作为？二是地方政府会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信访排名取消了，实际中仍在发挥作用？可见，颠覆现行的量化考核，代之以更为科学的考核体系，才是取消信访排名能够获得预期效果的制度前提。
    何谓科学的考核体系？笔者个人认为应该是“上下结合”。“上”可以借鉴“中央巡视组”的经验，国家信访部门和相关司法机关不能坐等群众上门，而应该建立经常性的制度，主动深入基层，以此监督地方政府的作为；“下”指的是民意监督，地方政府受理了哪些上访事件，解决得怎么样，不妨公之于众，让民众去评头论足，是好是坏一目了然。从根本上说，只有打破地方政府的信息垄断，取消信访排名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