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飞

    日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文国玮在谈到城镇化时提出，要“防止城市农村化”，为此要构建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来北京工作，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新京报》10月15日）

    在文教授的设想中，大学毕业生可以视同文化程度合格；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工作能力合格。同时作为城市市民，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必须了解。显然，所谓的“通过考试取得北京户口”，其实就是通过学历、稳定的工作等外在条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和前几年某官员所说的“将低素质人员赶出北京”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

    文教授称，“提高城市居民素质，是城镇化的最难点”，这句话我十分赞同。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居民素质”？难道它指向的仅仅是学历和工作能力，抑止懂得一点法律常识？当然不是，素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词语，既包括个人能力等外在因素，也包括道德水平等无形的层面，而后者是无法通过考试检验出的。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写字楼的高级白领，就一定比一个普通的打工仔素质高吗？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把“居民素质”等同于学历和能力，“考试进京”也决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再发达的城市，都不仅需要知识精英，同时也需要普通劳动者，不仅需要有人从事脑力劳动，也需要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不同阶层各司其职，城市才能有效地运转。众所周知，在北京大量的外来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既无文凭，从事的也都是保洁、建筑、服务等并不稳定的工作，倘若这些人都因无法通过考试而被赶出北京，而留下的全是所谓的“精英”，不夸张地说，偌大的北京城兴许就会陷入瘫痪。

    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试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但在特定情形下，考试却有可能成为一种“最坏”的制度。正如不是所有事情都该由“多数人”决定一样，也不是所有权利都必须通过考试来取得。譬如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而是所有中国人的北京，如果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北京户口，那么最公平的做法就是，包括北京居民在内的所有人都参加考试，这显然很荒唐。

    需要指出的是，“户口”只是一个人口管理的工具，从理论上说，只要一个人居住在一个城市，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拥有这个城市的户口，并不需要特别的程序才能获得。而在现实中，“户口”之所以异化成为一种控制人口的“壁垒”，原因在于“户口”之上附着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其实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试进京”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无知，或者说是把原本就不公平的制度合理化合法化。

    出于城市承受力等客观原因，户籍改革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肯定会遇到巨大的的阻力。正因为如此，作为学者更应该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说话，为改革尽力，而不是基于一个“北京人”的利益，逆改革和社会发展潮流而行。